包邮铜鼓冲传奇

"刘春来，一个慈悲的仁者在不厌其烦地娓娓述说，述说一个叫铜鼓冲的小山村，述说这一方土地上人们日常生活的进程。

从村社结构的变迁来透视乡土中国的命运，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们屡试不爽的一把利刃。老一辈的作家柳表、赵树理、周立波等都有过成功的尝试，“蛤蟆滩”“三里湾”“清溪乡”也因此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刘春来从1978年起，一直到2000年，都沉浸在一个叫“铜鼓冲”的地方，从那里入手“泡制”一个又一个中篇和短篇。他的“铜鼓冲”，风光景物酷肖周立波的“清溪乡”，山坡上长的也是茶子花，溪边也尽是水竹林。刘春来显然是接受了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他以“铜鼓冲”为舞台，展示不同时期人物的活动，反映中国农村发展的进程。在他的“铜鼓冲”世界里，有旧中国古老朴素的人情故事（《山俗》），有“我”混沌初开时见识的风风雨雨（《萌芽》）；有“十年浩劫”时期留下的良心孽债（《甲老爷祭》），有改革初启时的农民觉醒（《锈铁泛光》），有新时期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在八月的田野上》）和他们的追求（《走访李小迪》），还有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存图景（《长清先生》），等等。刘春来用小说写出了一个山村的历史。

永远也走不出铜鼓冲世界的玉阿婆（《玉阿婆》），是刘春来进入铜鼓冲精神世界的标志。在这部作品中，“铜鼓冲”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和作者笔下的人物生存状态融为一体了。刘春来到此时似乎才知道，人生的真谛和艺术真谛应当是相互渗透的，用小说去追逐和图解某种思想，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不仅徒劳，而且简直是不务正业。他还知道了，描写对象并不决定作品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描写对象与普遍人生的汇通，也就是从特定描写对象达到一个有一定意味的普遍人生状况和存在状态。他还知道了，伟大与狭隘并生，稳固与保守相因，包容性和封闭性共存，社会在这些并生、相因和共存中发生着翻来覆去的变化。刘春来稍后创作的《铜鼓冲人物临摹》，推进了诸如此类的艺术认识。回想起来，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坛，我们很少看到正面描写农村基层干部的作品，相反，以权谋私、装神弄鬼、见风使舵、铁面无情的土皇帝形象通过许多农村题材作家的一再强化，好像特别深入人心。诚然，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习惯性的反面描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农村基层干部毕竟是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带头人，毕竟是中国农村安定发展的保证力量，舍弃对他们的正面描写也是一种偏颇。刘春来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叙述，看上去漫不经心，骨子里头却温情脉脉，与农村生活所固有的文化内质和俗常状态取得了同构的表达方式，这就反倒使这些人物赢得了很高的真实度。

1991年，刘春来获得第七届湖南青年文学奖，正是基于他的“铜鼓冲系列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获得的声誉。就像周立波以他的“清溪乡”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一样，刘春来以他对“铜鼓冲”世界的发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新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略为不同的是，刘春来处在解放思想和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他对社会生活的观照，已经可以不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刘春来的笔触开始伸出“铜鼓冲”，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的开掘。小说的人物就也不再是走不出“铜鼓冲”的土著乡民了，而是曾经在“铜鼓冲”生活过的知识青年（《瘦月亮》），当上了政协委员、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石板路，水竹林》），等等。他笔下的“铜鼓冲”，与时俱进、对外开放了。新型人物和事件的进入，不只意味着题材的开拓，而且意味着他对原有“铜鼓冲”的突破和超越，意味着一个新的审美艺术世界的苏醒和诞生。非土著因素的参与，给以作家远距离审视“铜鼓冲”的方便，而远距离的审视，又必然带有历史反思的性质。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父亲》，刘春来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来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用近乎恶作剧的手法，把历史上曾经被我们奉为神圣而顶礼膜拜过的许多东西作了彻底反思和还原。父亲当过南下战士、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作为一颗革命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他那由传统革命理念所指导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他作为理想的追求者只能是疲劳得倒下去。《父亲》中那些活生生的形象告诉我们，父辈们进行的那一场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主体的农民，他们的素质——觉悟、才干、文化素养等与这场革命的宏伟目标，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父亲”命运悲剧的根源，也是新中国历史之所以充满艰难和坎坷的症结所在。刘春来像一个仁者娓娓叙说了那么多人物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图景，其实只有一句话：中国社会要前进，任何时刻都要记得我们的农民兄弟；忽略了农民兄弟的诉求，所有的革命——包括改革和改良都没有任何意义。

1996年，刘春来的**部长篇小说《铜鼓冲纪事》获得了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其创作开始由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折，同时也是“铜鼓冲系列小说”的*后亮相。《铜鼓冲纪事》以后，刘春来相继推出了《水灾》《办事处》《时运》等大部头作品，只是这些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还是和他的“铜鼓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铜鼓冲在哪里？刘春来一直生活在益阳，他长大的地方确实有一个铜鼓冲，有一条经常出现在他作品里的“七里江”。而恰恰是他对益阳、对故乡土地的眷恋，造就了他创作上的特色和文学上的成功。文学界喜欢把刘春来归于乡土作家那一类，这不仅因为他作品的取材、他刻画的人物，还因为他使用的语言，以及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社会风情。“太阳一落土，铜鼓冲的人家就检场打扫各家的地坪了。打扫得索索利利，不见一根草屑屑，再均匀地洒上一桶浸凉浸凉的井水，夏日的暑气即刻便收敛了。然后人们搬出凉床子、竹椅子、矮塌塌的麻拐凳，还将细瓷茶壶也搬出来，里面是拍满的、煎了甘草和菊花的凉茶。做完这一切，大男小女就开始歇南风了”——类似于这样的乡土语言，这样的地方风俗画，在刘春来的小说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风俗画，这样的乡土语言，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一次了，那是在周立波的小说里。同为益阳人，刘春来是周立波语言风格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继承一种语言风格，需要对语言所寄托的那一片土地无比熟悉，唯有扎根一片土地，才是艺术超越的保证。刘春来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开始起步，靠着对土地认识的深化而得到突破，他自始至终把创作的根扎在他所热爱的那一片土地上。这份持守，在目前相当浮躁的文坛上，当是一片灿烂而宝贵的亮色。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本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门，但现在越来越冷，冷得令人心疼。考察个中原因，固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重大转移有关，但农村题材创作需要花更多心血、下更大功夫才能出新。读者群的有限，也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农村题材已经经过无数高手的侍弄，不少大师的开垦，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不务虚名、甘于寂寞。事实说明，以农村农民为创作题材的作家，真正做出了成绩的，不是那些一味凭着深入生活而从局外抓取生活的人，而是那些原本就生活在农村，而不需要深入生活的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话说得平易且发人深省。今日之中国，虽然已经到处是高速公路和立交桥，许多农民也已经成为农民工了，但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却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浓厚的乡土特征，依然分明地烙上农耕文化的天然印记。所以，在中国文学创作中，任何对民族文化乡土成分的藐视，都会导致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乏，导致审美魅力的缺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春来对乡土的变迁和变迁的乡土的关注，说明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时代变迁意识通体成熟。比如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办事处》，虽然环境已经部分搬到了城里，但还是借众多人物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后命运，表达出对土地的绵绵情愫。农民进城了，寻常人性的生长、迁化、演进、陷落、迷失、苏醒和升华虽都搬到城里来进行了，却与他们原来安居的是哪一片乡土还是有着命定的关联。我特别欣赏这部小说结尾时的那句话：太阳总是一寸一寸升起的，阳光总是一寸寸照亮大地的，我们不但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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