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研究卷-韩国近代文学和满洲国-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

　　《韩国近代文学和“满洲国”/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　　“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及满洲热潮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以广为传播的“东亚新秩序”为契机，文学领域对于满洲和“满洲国”的关注也随之加深。此前，对满洲和“满洲国”的文学再现虽然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其热潮却远远不及这一时期。这种热潮的出现可谓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对于当时的朝鲜人而言，“东亚新秩序”只有在和满洲、“满洲国”发生联系时，才得以获得真实感。当然，“东亚新秩序”针对的是所谓“日、满、支”三个国家，理应不能仅限于一个“满洲国”。但当时很多朝鲜人已经移住到“满洲国”，所以他们是通过“满洲国”的表象，自然地接近“东亚新秩序”。可以说“东亚新秩序”对再现满洲和“满洲国”的文学起到了助推作用，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生产高峰。　　1940年6月，巴黎沦陷，“东亚新秩序”也扩大到了“东亚共荣圈”。此前，仅限东北亚“日、满、支”三个地区的“东亚新秩序”将其领域扩大到了东南亚地区。日本进驻越南便是建设此“东亚共荣圈”迈出的**步。后又以和美国的战争为跳板，将“东亚共荣圈”扩大到了新加坡等全东南亚地区。随着“东亚共荣圈”的不断扩大，朝鲜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内部，也一度引起了对“南洋”的极大关注，但这种关注是缺乏真实感的①。究其原因，移住“南洋”的朝鲜人口较少，他们在现实中很难对“南洋”有较真实的体会。因此，对朝鲜人而言，满洲和“满洲国”仍是“东亚共荣圈”的核心表象。与此前不同的是“满洲国”开始被称为“北方”。“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后，东南亚地区开始被称为“南方”，满洲和“满洲国”自然就被称为“北方”。此前，限于“东亚新秩序”构架内的满洲和“满洲国”，开始在涵盖“南方”和“北方”的“东亚共荣圈”大的构架中被人所接受。这一点使朝鲜文人对满洲和“满洲国”文学再现热潮不断升高。　　朝鲜的作家在“东亚新秩序”传播之初，便开始集中发表“满洲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创作语言既包括朝鲜语，同时也包括日语。李泰俊的《农军》（1939年，短篇小说，朝鲜语），李箕永的《大地之子》（1939年，长篇小说，日语），韩雪野的《大陆》（1939年，长篇小说，日语）便是代表作品。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东亚共荣圈”之后。张赫宙的《幸福的百姓》（1943年，长篇小说，日语），《开垦》（1943年，长篇小说，日语），柳致真的《枣树》（1942年，多幕剧，朝鲜语），李箕永的《处女地》（1944年，长篇小说，朝鲜语）等，均属于当时创作的作品。　　促使满洲热潮的另一要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朝鲜人移住“满洲国”政策的一元化。1936年日本成立“满鲜拓殖会社”管理集团移民。在此之前，日本、朝鲜总督府和关东军对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各执己见，导致朝鲜移住民的管制机构迟迟不能成立的结果。直到1936年，才正式成立管制机构“满鲜拓殖会社”。②但日本、朝鲜总督府、关东军之间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态度。比起日本人的移住，朝鲜人的移住则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所以无法达成“满洲国”移住政策一元化结构。日本帝国主义和关东军及“满洲国”经过正式协商，于1938年12月重新检讨移住政策，到了1939年5月制定了新的移住政策，即等同对待朝鲜移住民和日本移住民。同年12月，颁布了《开拓政策基本纲要》。此纲要始发的有关统合的讨论越发活跃进行，于1941年管辖朝鲜人移住政策的“满鲜拓殖会社”*终统合成为“满洲拓殖会社”。从此，日本帝国统治下所有地区的满洲移住政策便实现了名副其实的一元化①。朝鲜人的满洲移住统合成日本国策后，移住问题已不再是朝鲜自身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以朝鲜和“满洲国”为主的日本帝国整体的问题。这一现实对当时文人再现满洲和“满洲国”的热潮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末期，随着满洲热潮和其文学再现程度的加深，朝鲜文人内部看待这种现象的立场也有了偏差。想要全面了解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末期再现满洲及“满洲国”的文学，先要正确解读其内部存在的立场的差异，而要想解读这种差异，首先需要了解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末期，朝鲜人文学的普遍情况。特别是要对合作与抵抗的两极分化，有更深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