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明清儒家士大夫翻译会通研究

　　《明清儒家士大夫翻译会通研究》：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尚辞章，不求理实，慆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②三原则：“《易》日：修辞立诚。子日：辞达而已。又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③“辞章存乎才”④，“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龙·徵圣第二》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⑤桐城派方苞（1668-1749）和方东树（1772-1851）重申“修辞立其诚”，正性情，注重内在情感的表现和抒发，因而这个“诚”也应该包括译者的性情。就严复而言，其翻译中“发于自然，达其至深而莫能自己”⑥的性情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论的“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这是学术之性情。如严复《天演论》自序对比了他对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前后两种理解：“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而读了西方逻辑学有关“内籀”（归纳）、“外籀”（演绎）方法后“如寐初觉”，发现《易》由隐而显就是演绎法，而《春秋》推见至隐则是归纳法。这种以西观中的新发现，是严复治西学之至乐，所以严复激动得“乃推卷起日：有是哉！”“其言若诏之矣。”⑦严复这种至乐自始至终贯穿于其译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国民之天责”⑧，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它促使严复把西学译介与晚清时局紧密结合，把自己的文章写入译文，对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发挥，托译言志。如《天演论》是严复“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①《原富》针对传统士人以言利为讳的现状，以此书“指斥当轴之迷谬”②，认为经济学近关“中国之贫富”，远系“黄种之盛衰”，因此翻译中每见原文与晚清时事暗合，就频繁附以己见，“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③翻译《群学肆言》，针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论传统“既坚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这一共性难题，严复叹日：“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④。严复译书以“诚”释“信”，可谓其以西学激发国民情感共鸣的“嘤求”⑤术，频繁展示了严复的抒情之才，与“达”之“达旨”⑥术、“雅”之“招徕术”⑦异曲同工。　　严复辞章的文章学翻译第二个要义是“辞达而已”。“辞达而已”一方面是维新派有识之士批评士人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以至于慆慢险躁；另一方面“辞达”又是翻译的文章学标准，重在达旨。对此，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观点十分明确，即“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中西语言的诸多差异，按原文字比句次来译，“则恐必不可通”，译者只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⑧可见“辞达”的前提是“取明深义”，确保“达旨”，其具体方法是“互备”和“前后引衬”。达的基本标准可谓词不害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