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文学与语言-文学.语言.法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法治视野下的文学与语言：“文学·语言·法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在法治建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之后，如果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那么，文学则能够为实现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提供内生动力。毕竟，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可以从深层次把握法律现象，并引导受众作出合理判断，它对法治的推动是除了政治力量之外*令人瞩目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学的深度参与，法治建设将事半功倍；而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也为文学提供了价值导向。　　一、应充分认识文学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　　从中国语境的独特性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学尤其广义的文学，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承担着社会管理和教育的职能的，正如苏力所说：“广义的文学事实上总是具有某种塑造人们行为和思想的作用……，尽管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也许一直夸大了。”①但正是由于这种夸大，包括戏剧等在内的文学艺术实际承担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社会控制职能。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始终存在，并有其不可忽略和代替的价值意义。　　文学协助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一大特色，*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因以《春秋》为主，故名之，但却不限于此，故又称经义决狱，或引经决狱，”②由此可见人们对“文以载道”的崇信和追求。所谓“文以载道”传达的信息是：文学是载体，要服务于政治、道德、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终目的是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而协助统治阶级实现、完善对国家的治理。文学自诞生之初，就与政治、伦理、道德教化等联系在一起。如《诗经》非常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强调以诗言志，诗歌被看作辅助政治的工具。到梁启超则强调小说的新民作用。这样的“文以载道”绵延在几千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随便翻哪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①可见，文学的社会职能、政治作用在中国一直得以强化，即便进入法治社会，文学的干预作用仍不容忽视。在现代法治语境下，随着法律观念的确立，法律逐渐进入社会控制的中心位置，文学的社会控制作用逐渐式微，但文学依然具有“实践意义上的言行教化功能，这是任何社会治理都无法忽视和超越的功能”。⑦文学不仅能够将意识形态层面的法律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文艺实践，而且能够承载宣传教化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攻心治心的效果。这恐怕是纯粹的法律无法代替的。　　国内学者普遍表现出对文学以其教化功能与法律共同实现社会治理这一话题的兴趣。冯象从广义文学的角度，*早注意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老三篇”等在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教化型话语实践中所起到的社会控制作用。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重视教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他指出文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与法律共同完成了社会治理任务。这在苏力看来是提出了“作为法律的文学”这一命题，指出了与法律同为社会控制体制组成的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④苏力除了在广义文学的范围内继续关注外，还结合具体文学作品进行阐发。如在《作为社会控制的文学与法律——从元杂剧切入》一文中，他从《蝴蝶梦》《合同文字》《窦娥冤》等元杂剧人手，认为：“在一个传统的大国中，由于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政治治理能力的不足，或者交易费用过高，因此不得不诉诸道德意识形态，并往往借助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加强社会控制。”@由此，他指出：“在实现社会控制上，文学与法律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⑥近年来对这一问题做出进一步探讨的是陈文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