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书林:中国近代史

六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藉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 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 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淳尼皆来互市。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己有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人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熹宗天启初，葡人藉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乡道，请移之浪白。粤督张鸣冈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部议从之。鸣冈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 接济，胁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同别有在，不能为断 接济咎也。
清圣祖顺治四年，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惟仍禁人省会。此为清人禁西人人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世宗雍正二年，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孑L毓殉筹议。毓珣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二百馀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惟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三千馀丁为额，现有船二十五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二十五只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
及是毓殉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货交清，即令回国。雍正九年，因总兵李维扬言，仍令各国船停泊澳门。葡人独擅澳门之志，至是一挫。然时各国皆船货并税，惟葡船二十五只纳船钞，货许人栈，卖去然后输税。乾隆时，闭浙海关贸易，并于粤海，各国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赁屋而居。葡人独擅东道之势，其权利犹独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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