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年谱

　　《张英年谱》：　　张氏家族的诗道性情说，虽然在《毛诗序》《文心雕龙》等重要作品中都有论及，但在清代康熙年间，在各种诗风争相斗艳的时代，张氏父子坚持诗道性情的传统诗教，一方面可以见出他们对儒家传统诗教的继承态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特定立场，他们的诗歌主张对雍乾时期成长起来的众多文学家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乾隆中叶*有影响的两股诗歌势力，一是提倡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一是提倡性灵的“乾隆三大家”，他们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接受张英等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主张。　　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沈德潜，是张廷玉兄弟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深得乾隆皇帝器重，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御赐诗有“我爱沈德潜”之句，乾隆皇帝本人的诗集都交由他来评读。沈德潜一生诗歌理论和创作成果丰富，有诗论《说诗啐语》，历代诗歌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在《说诗啐语》卷上**条中，就以传统的诗教来谈诗歌的时代作用，他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不仅如此沈德潜对张英等人的性情说，给予相当的尊重。他在《说诗啐语》卷上第七条中道：“诗贵性情，亦须论法”，首先承认“性情”是诗歌创作的根本。另外，《说诗啐语》卷上第六十i条中，他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这里，他也以性情作为考察诗歌特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可见，沈德潜论诗在某种程度上，是肯定“诗主性情”这一说法的。　　乾隆中叶另一位著名诗人袁枚，提出“诗者，人之性情”的说法。（《随园诗话》卷六）并云：“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卷七）诸多言论，强调的是诗歌离不开性情。他的性灵说*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都是强调真性情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　　同时的蒋士铨论诗文也很重视性情，他说：“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字四首》），还说诗要“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怀袁叔论二首》）他的言词也肯定了“性情”在诗文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大诗人兼诗论家赵翼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认为有性灵的诗歌才是好诗。张问陶有“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强调“有我”之诗，实质是强调诗歌创作者的“真情实感”。他标举“性灵”，如“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等句。另外，袁枚《随园诗话》卷八第九九条称：“朱竹君学士日：‘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这句话强调的是性情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性情的厚薄决定着诗境的深浅，可见，朱筠也是“性情”说中的一员。　　凡此可见，在他们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创作群体，如诗坛领袖沈德潜以诗道性情为论诗的前提，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等人都主张抒写性情，他们的诗歌观念就是对张英、张廷玉、张廷璐等人的性情说的继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