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法治新时代-我的治学理念和实践

　　《迈向法治新时代 我的治学理念和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书系）（**辑）》：　　向与制约，都要由一定历史时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发展程度所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将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予以认识和把握。例如，只要是“人”，不论其性别、种族出身、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思想信仰等等有何差异，都应当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这是一种应然的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分析：一是人们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或要求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人权状况；二是人们又必须去否定和批判那些本来可以实现，但又没能实现的人权状况。人权的彻底实现，有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时它又需要无数仁人志士为其实现而不懈奋斗。　　人权主体的历史演变，主要有两个发展过程：其一是从古代的单纯以个人为人权主体的状况，发展到近代的人权主体以个人为主，同时又出现了国内集体人权：再发展到二战后人权保护进入国际领域，出现了国际集体人权；其二是个人作为人权的基本主体，经历了一个从非普遍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过程。而后一个过程比前者更显艰难。　　公元前5世纪，自然正义观已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开始了人权意识的历史传统。*早使用人权字眼的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认为，根据自然的法则，奴隶和自由民应该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社会制度和城邦法律所造成的。①当时的雄辩家阿尔西玛达也说，“神使人生而平等，自然并未使任何人成为奴隶”。但是，现实生活中，古希腊与罗马都普遍实行奴隶制，而且这种把人视为工具，可以随意买卖的奴隶制，还得到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肯定，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然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隶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