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巨人-理解鲁迅的寂寞与裴哀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被学界理解为“礼教”维护者的乡绅阶层。在《呐喊》《彷徨》当中，鲁迅塑造了众多乡绅形象，像“赵贵翁”“丁举人”“赵七爷”“赵太爷”“鲁四老爷”“七大人”等，都曾被学界视为信奉“礼教”之人；而持这种见解的全部理由，则是他们以封建“礼教”去统治乡土中国，满口讲的都是“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暗藏着“吃人”的杀机。我们首先应弄清一个基本概念：何谓“乡绅”？“乡绅”其实就是乡村中有些文化知识的普通农民，他们虽然肚子里有点墨水且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由于“乡土”特性（自私）对于“绅士”气质（开明）的绝对制约，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具有负载正统“儒学”的精神素养。《离婚》中那个气度不凡的“七大人”，竟然一点儒学“礼教”的常识都不懂，就连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爱姑都明白，中国古人“休妻”还要讲求一个“礼数”，可是“七大人”却连“七出”的条例也全然不知：“我一添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鲁迅让“七大人”说出这番“天外道理”，并不是要去表现他对儒学“礼教”的刻意坚守，而是在强烈暗示他对儒学“礼教”的人为曲解，恐怕没有人会去以此而相信，“七大人”就是儒学“礼教”的忠实门徒。《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甚至还不如那位“七大人”，如果说“七大人”还有点装腔作势，可“赵太爷”却完全是斯文扫地——他明知阿Q卖的东西值得怀疑，却偏要去购买，占点小便宜。常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赵太爷”这种农民式的贪婪心理，显然是既违背了“君子”之德，又背叛了“礼教”的礼仪规范。《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偷看女学生被轰下了讲台之后，他便以世风日下为借口，坚决主张停办新式女学。孔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鲁迅透过高尔础那泼皮无赖似的丑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儒学“礼教”的被歪曲过程，高尔础之类根本就不是在维护“礼教”，而是打着“礼教”的幌子去败坏“礼教”。还有《祝福》里的“鲁四老爷”，仅从作者对其书房的描写来看，无外乎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事实：爱好面子的“鲁四老爷”，对儒家学说一窍也不通。别看他在书桌上摆着“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除了这些补习文化用的工具书和儒学入门的通俗读物，在他书房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与“礼教”有关的儒学经典。“鲁四老爷”的那个“书房”，应该说是对中国乡绅文化程度的一种诠释——大多数乡绅的知识水准仅此而已，那么他们对于“礼教”文化又能了解多少呢？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学界对此现象所做出的聪明解释，即把《呐喊》《彷徨》里那些乡绅人物都称之为是“伪道学”，这种说法似乎比较贴近作品文本的实际描写，只要随手翻翻就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大量证据。比如《风波》里那个“赵七爷”，他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又如《高老夫子》里那个高尔础，“他*熟悉的就是三国，例如桃园三结义，孑L明借箭，三气周瑜，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以及其他种种，满肚子都是，一学期也许讲不完。”鲁迅如此叙述的主观用意，无非是在暗示性地告诉读者，“赵七爷”与高尔础等人作为“学问家”，他们所学的全部历史知识，无非就是《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这就是中国乡绅文化水准的真实状态。我不仅想起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中所讲过的一段话：《三国演义》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①由此可见，“赵七爷”与高尔础之辈的国学素养，比胡适所说的那些“失学国民”强不了多少，更不要说他们对于儒学“礼教”的无知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