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古文论要

第三章 苏洵古文的技法（上）　　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出现过两次形式技巧方面的巨大变革，一次是四六体的出现，一次是八股文的形成。而一直以来，令中国古代散文饱受非议的也恰恰正是这两次重要的变革。以致长期以来，四六体和八股文都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它们似乎就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种倒退。当然，四六体和八股文虽然都是因为过于注重形式而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具体说来，人们不满四六体主要是因为形式的过分华美侵害了散文的内容，而不满八股文主要是由于形式的过分僵化抑制了散文的灵动，也可以说四六体的弊端产生于形式与内容的冲突，而八股文的弊端则存在于形式与形式的背离。从散文技法上讲，二者的出现都是作家对于散文艺术自觉追求的结果，也代表着一种进步，但也是由于过分追求这种技法，进而影响了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灵活，从而走向了反面。　　姚永朴云：“夫文之有法，犹室之有户也。谁能出不由户，而文顾可无法哉？昔者扬子云有言：‘女恶丹青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法言·吾子》）韩退之作《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皆有法度可观。’《唐书·文艺传》云：‘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法度森严。’《宋史·欧阳修传》云：‘修之为文，丰约中度。’唐荆川《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云：‘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麓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异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议于无法？有人焉，见夫汉以前之文，疑于无法，而以为果无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决裂以为体，恒订以为词尽去自古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臃肿、信涩、浮荡之文，以为秦与汉之文如是，然乎？否也。’长洲汪尧峰《答陈霭公书》云：‘大家之有法，犹弈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后之作者，唯其知字而不可知句，知句而不可知篇，于是有开而无阖，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譬如驱乌合之市人，而思制胜于天下，其不立败者几希。古人之于文也，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推而远之欲其雄而骏。其高也如垂天之云，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骏也，如波澜之汹涌，如万骑千乘之奔驰；而及其变化离合，一归于自然也，又如神龙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盖凡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不备焉。则今之所传唐宋诸大家，举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余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凡此诸说，皆发明法不可废之理。大抵古人之文，愈奇变不可测，愈有法经纬其间。”①以此可见法之不可废与自然之法的可贵。　　相较于其他样式的文体而言，自然更是散文追求的至高境界。秦汉散文也罢，韩柳古文也罢，其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由于遵循了自然的道理。自然即意味着不刻意追求形式，却也不有意回避形式。一切文学样式，归根结底不过是表情达意而已，遵循自然一方面意味着创作的发生源于内心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意味着感情的表达依托于形式却不能受制于形式。前文我们已经论及过，苏洵的散文创作正是以自然为尚的。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得不为”的主张，认为这样的文章才是天下至文。“故日：‘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日：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P412～413）这一阐发充分说明了苏洵在散文创作中对于自然的自觉追求，而当年他之所以不愿修习声律记问之学，也正是其违背了散文自然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