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史理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史理论》：　　可能仅仅由于存心不良（蓄意欺诈）使承诺得不到遵行；但即便没有欺诈行为，承诺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未能实现。当事的双方可能对承诺的事有所误解；结果货在交付时，虽然它是卖方所打算和预计要交付的东西，却不是买方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另外也可能买主由于某种意外事故不能履行诺言，比如他亡故了、或是他打算交付的商品被毁坏了、或是被盗了，等等。这些可能性（在各种贸易中会有形形式式的种种可能性出现）不能完全排除。虽然可以签订一些合同并在合同上订明许许多多这种不测事件，但在频繁的交易中，不值得为每笔达成的交易都在合同中订明种种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像一方或双方*初谅解的那样，对于将发生的事有某种一般的理解，如果证明对于执行合同存在着一些障碍的话，那么交易就会大大地方便——实际上这是持续而频繁的贸易所必需的条件。　　在商人和非商人之间绝不容易建立那种谅解，这是在商业经济（我们将这样称它）的边缘何以经常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这种摩擦贯穿于商业发展自其初始直至当代的全过程。商人之间（一个商人与另一个商人）的交易，从原则上说建立这种谅解就容易得多。如果协议的双方正在做同一种生意，那便有理由希望双方能按同样的观念和同样的含义来理解；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即使商人之间的交易也可能发生误解，也可能有欺诈，也可能发生种种猝不及防的变故。因此，就会发生争端，就必须有调解争端以使合同可靠的办法。于是就需要有法律的（或至少是准法律的）机构和制度。①　　现在一般认为习俗制度或指令——习俗制度（商业团体正尽力从中发展起来）有其调解争端的办法；但那种过时的法律制度的特点（虽然在许多方面它们残留在较近时期的一些法律制度中）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当然更不能完全轻易地满足这些需要。古老的按习俗权利和义务进行调解的原则完全不是现在所要求的那种原则。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由合同中产生的权利的性质。有一些合同（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为嘲笑争端把它模仿得令人看了觉得滑稽而用的那种荒唐的合同）显然可以置诸不论；但有许多例子不那么极端，在那些场合下该做什么事完全不明显。从商业经济顺利运行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事情是，即使在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上也应做出明确的决定。因此，虽然一个合同可能无效，但是更多的合同却不会无效；签订合同的人能知道什么可以强制执行、什么不可以。然而，根据以习惯法为背景的判断很容易作出的决定都不属于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