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

　　《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　　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所以，以女性形象出现的“林兰”带着“她”的“民间童话集”与小读者见面，这一现象背后不仅隐藏着童话传承的历史传统，也回应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理想女性的诉求。　　第二节林兰之前的童话出版状况　　童话一词由日本传人中国，本义是“儿童的故事”。1909年至1926年18年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将寓言、小说、神话、历史故事和科学故事包括在内，即是这一“童话”观念在出版领域的实践。由于概念过于宽泛，张梓生与赵景深讨论“童话”时指出“孙先生童话集里的东西，不全是纯粹的童话，只能说是儿童文学的材料”②。孙毓修《童话》的意义在于**次有了面向儿童的姿态，并进入大众阅读视野，使“童话”一词深入人心。因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初10年，虽有林纾所译准童话《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周桂笙用文言所译《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伊索寓言》（收录于《新庵谐译初编》），鲁迅、周作人用白话文所译《皇帝的新衣》《安乐王子》（收录于《域外小说集》），但都未特别针对儿童，因此也未形成明确的儿童读者观念。①　　孙毓修针对儿童编写的77种作品中，外国民间故事和名著占48种②，表现出“以译介为主”的出版风尚。赵景深《童话概要》书后附有徐调孚整理的《童话书目》一份，记录了1925年9月30日以前出版的26种童话③，其中除林兰编《徐文长故事》《吕洞宾故事》④、赵景深编《中国童话集》（四本）和叶圣陶创作的童话《稻草人》之外，其余均为译著。《童话论集》中所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之“童话类”书籍19种，其中译著多达18种，占绝对优势。民间故事方面的译著除多个版本的格林童话以外，还有章铁民译《波斯故事》（北新书局）、梁得所译土耳其民间故事《凯亚》（良友图书公司）、唐小圃译《俄国童话集》（商务印书馆）、顾均正译挪威民间故事《三公主》（开明书店）、杨钟健等译《德国童话集》（文化书社）、郑振铎译《高加索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等。⑥林清《儿童文学与上海出版业的渊源》一文研究了20世纪初儿童文学出版界的两大主力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图书书目，也注意到这一情况：商务版的童话作品“书目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译作、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①；中华书局较商务印书馆更关注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但总体而言仍以译介为主。因此吴其南指出，中国童话*初是由译写外国童话而产生了文体的自觉②，这与在收集和改编民间童话的过程中形成的欧洲童话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国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童话理论和比较完备的收集写定范本，周作人、赵景深等童话研究者以此为鉴，形成了颇有见地的童话观念，为此后民间童话的征集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早对童话概念进行译介和梳理的是周作人，1913年他先后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两篇文章，提出了“以民俗学为据”立论童话和研究童话的思路，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古童话释义》（1914）、《童话释义》（1914）、《儿童的文学》（1920）、《童话的讨论》（1922）、《儿童的书》（1923）、《关于儿童的书》（1923）等，反复申论童话对于民俗学与儿童教育的价值。1922年前后赵景深与张梓生、周作人就童话概念、翻译及收集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学术讨论。这些讨论扩大了“童话”研究的话语影响，因此周作人说“从这时候（1922年）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渐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