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

　　《明代接受研究》：　　刘勰汲取前人的理论，以“宗经”为核心对文之枢纽部分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对此黄侃的概括颇为精准：“宗经者，则古昔称先王，而折衷于孔子也。夫六艺所载，政教学艺耳，文章之用，隆之至于能载政教学艺而止。挹其流者，必探其原；揽其末者，必循其柢。此文之宜宗经一矣。经体广大，无所不包，其论政治典章，则后世史籍之所从出也；其论学术名理，则后世九流之所从出也；其言技艺度数，则后世术数方技之所从出也。不睹六艺，则无以见古人之全，而识其离合之理。此文之宗经二矣。杂文之类，名称繁穰，循名责实，则皆可得之于古。彦和此篇所列，无过举其大端。若夫九能之见于《毛诗》，六辞之见于《周礼》，尤其渊源明白者也。此文之宜宗经三矣。文以字成，则训故要；文以义立，则体例居先，此二者又莫备于经，莫精于经。欲得师资，舍经何适？此文之宗经四矣。”①　　《文心雕龙》宗经观的建构　　六经之名，始于三代。较早将为文与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从其《正论》篇、《儒效》篇观审，荀子将“经”置于相当的高度。西汉司马迁以“用”为核心突出经书的地位②，扬雄继承前人，提出“济乎道”“折诸圣”“辩于经”，显示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雏形③。扬雄从“文体”的角度来强调儒家五经的典范性，他说：“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④并在《法言·问神》中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⑤这对《文心雕龙》宗经观影响甚大，诚如徐复观所言：“扬雄与文学生活有关的断片，彦和心目中皆为文坛的掌故，扬雄的各种作品，《文心雕龙》中无不论到。”　　（一）　　刘勰在汲取前人理论基础上，以“为文之道”为目的对“宗经”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文心雕龙》枢纽论前三篇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为纲确立了道、圣、文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文”体现“道”，“经”为圣人“象天五常之道”所作，其神圣性来自“天”，“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道、圣、文*终归于宗经。枢纽论五篇以经为核心，在经统摄下“为文”。五篇义脉，环环相扣、相互贯通，一言以蔽之，宗经也。“枢纽”之意为“关键”，刘勰将五篇称作“文之枢纽”，是在强调宗经不仅是论文之根本，也是论文之关键。面对齐梁文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辇帨，离本弥盛，将遂讹滥”的状况，“正末归本”成为纠正时弊的主要策略。在刘勰看来，“经典是文章的本源，离开了这个‘本’，就越来越走向讹滥，所以要以经本来论文，这就是刘勰自己要以经典枢纽来论文的具体解释”②。欲正末归本，必须还宗经诰。枢纽论后两篇是对前三篇的补充。经书虽能极文章之骨髓，但却缺乏“辞富膏腴”的审美特性，纬书正能凭此以补其不足。“正纬”是在“宗经”统摄之下的“正纬”，诚如牟世金先生所言：“无论是正纬书之伪或论其‘有助文章’，都是为了‘宗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