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想

《我的边城，我的国》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十四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得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其余的都是沉默》
2006 年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团”（又名“420 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从国营保密工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出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
这条新闻提示给我，新中国五十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五十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人，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这家工厂周围，决定一部新电影的拍摄。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有一年在美院看刘小东的**个个展，看画里面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把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原来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如此接近。北新桥路口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我们常在结冰的冬日“卤煮”之后，去忙蜂酒吧摇滚，每次都能看到谢天笑摔吉他。多年过后，常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想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艺术活动了。
我想我这样的文艺青年，在90 年代，我们的青春，都在胡同里。

《记忆之物》
夏天拍《海上传奇》，约了张行做访问，张行是80 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星，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青春故事里都有他的歌声。《小秘密》、《迟到》……他在邓丽君之后、齐秦之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国里，他是我们的王。他已人到中年，坐在弄堂里，撩拨起琴弦，一首歌脱口而出，“一条路，落叶无际，走过你走过我……”我站在摄影机后看他唱歌，听他讲他的路，想想这十几年，我们忘却的太多，这首歌又让我想起呼朋唤友的时代，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狂奔，那无数躁动的青春的日日夜夜。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抽烟，打架，恋爱，离家出走，做白日梦。

《校长的话》
电影作为一种记忆方式书写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这看似宏大的使命背后，这门艺术真正需要的还是每个作者真实而富有洞察力的个人书写。相信和捍卫个人表达的价值、自由，唯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必要的尊严与价值。在经济的限制或者政治的压制之下，我们*少可以成为一个反叛者，用电影去和人类的惰性、黑暗抗争。

《杨德昌：他的枪声，他的孤独》
在《一一》之前，从《恐怖分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
《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两年前在法国南特电影节，我见到了杨导的太太和他们的小孩。那是影展安排的纪念杨德昌的会议。侯孝贤导演在上面发言，杨导的儿子在下面拿着游戏机一直低头在玩，远远望去，他有如他父亲一样的孤单背影。

《侯导，孝贤》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导演里面，侯孝贤、张艺谋跟冯小刚是*会演戏的导演，他们如果只做演员，也会非常成功。忘不了侯导在《风柜来的人》里面扮演的姐夫，烫了满头的鬈发，嚼着槟榔，打着麻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粗话，那样子鲜活而准确。就像忘不了张艺谋在《老井》里面，背着沉重的石板，一摇三晃地在山谷中行走的背影。侯导从来不玩理论概念，他告诉我们拍戏一定要让演员有具体的事儿干，演员有事做才能自然。
那时候我已经在筹备第二部影片《站台》，剧本改了又改很不满意。我告诉侯导我创作上的困境。侯导说：这是很自然的状况，我在拍完《风柜来的人》之后，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处女作导演，你已经有了电影经验，你在创作上必须面对你的过去。不用怕，每个导演都要过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