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守望者·镜与灯现代性的性别

《导论 现代的神话》 何为“现代性的性别”？现代性是抽象的历史分期，怎么会有性别？现在，人们喜欢谈“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在这一语境下该说法其实也没那么古怪。如果我们的历史观念注定会被叙事的解释性逻辑所影响，那么相应地我们创造的故事也会揭示出性别象征意义必然的存在和力量。文化文本中充满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隐喻，这一点在“现代”体现得*为突出；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现代”恐怕是运用*广，而又*难定义的概念了。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大众读物，在讲述现代概念时一般都将历史过程做戏剧化和拟人化处理，从而使之获得某种形式上的连贯性；这些叙述赋予单独或群体的人类主体象征的重要性，将之视为时间意义的典型传播者。然而，对于这类展开的叙事而言，我们把这些主体当成男性还是女性，其结果有着天壤之别。性别不仅会影响历史知识的事实部分——如应该囊括什么，剔除什么——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性质和意义所做的哲学假设。历史的性别化，以及性别的历史性问题，将会成为本书后续分析的主要题旨。 比如，*近有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发展政治学的书，就是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书中称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人公。伯曼言道，在浮士德这个人物身上，现代性的各种矛盾一目了然：一方面，是挑战传统和固有权威形式的解放精神，它令人为之振奋；另一方面，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无限增长和统治自然的欲望。因此，浮士德既体现了现代生活的冒险与恐怖，也体现了它的模糊和反讽，这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带来了创造性毁灭和不断变革。那么，葛丽琴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在浮士德努力追求新体验和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年轻的乡下姑娘先是被浮士德引诱，后来又被他抛弃。伯曼提到，*初浮士德被葛丽琴“孩童般的天真、小镇人的单纯、基督徒的谦逊”深深吸引，但是他逐渐发现葛丽琴的“热情渐渐化为歇斯底里，让他不知所措”。伯曼解释道，“因为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新的生活”，浮士德“已经感到她的要求和担忧越来越成为他的负累”。虽然伯曼认识到了葛丽琴的复杂性，但显然他更同情浮士德。在他看来，浮士德不得不拒绝葛丽琴所代表的封闭狭小的世界。于是，女人与陈规旧俗和保守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成了积极向上、刚获自由、自我塑造的现代主体必须超越的对象。她的作用是扮演用于献祭的牺牲品，代表着逝去之物，而现代那种含混不清，*终却提振人心、充满诱惑的逻辑，正是基于这些消失的事物。 读伯曼的书，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的性别实为男性。他所举文本中的代表性主人公——浮士德、马克思和波德莱尔——不仅是现代性的象征，也是男性气质的象征，是新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男性主体性登场的历史标记。在伯曼的叙述中，浮士德及后来被他感召出来的波德莱尔式“游荡者”——那些在巴黎的柏油马路上如“植物学家”一样游走的人——这些现代个体都被假想为具有自主性的男性，丝毫不受家庭和社群的束缚。伯曼的书契合了由来已久的一种写作传统，即将现代性解读为对权威独裁的俄狄浦斯式反抗，借用的是关于竞夺和抗争的譬喻，这些譬喻都根植于竞争型男性气质理想的内部。近些年来，女性主义提出了一套广泛的批判学说，所针对的就是对这种独立自主的男性主体的理想化再现。这种批判的观点是，理想化的自由本身携带着控制的欲望因子，它想要控制他者，惧怕依附性，因为后者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伯曼在浮士德这个形象身上寄托了那种永不满足、不断自我扩张的理想，这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他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伯曼在男性气质与现代性、女性气质与传统之间画上等号，这仅仅是各种关于现代性本质和意义的一家之言。盖尔·芬尼*近写了一本书，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芬尼认为，在欧洲的19世纪末（fin de siècle），现代性再现的想象性中心是女性的心理和性别。芬尼解读了那个时期*具代表性的戏剧女主人公——海达·高布乐、莎乐美和露露。她指出，在19世纪晚期的社会想象中，女性气质和现代性紧密相关。这些女主人公身上体现的心理冲突和社会矛盾，与伯曼书中分析的男性专属的众神殿大相径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亲密关系成了现代性矛盾冲突的中心竞技场，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正是在这里得以凸显。虽然伯曼的书重复了那种用个人和社会的两极对立来解读现代性的旧套路，但是芬尼指出了家庭纽带和家庭身份——如母亲、女儿和妻子——对于现代性主体建构的主导作用。所谓的私人领域，往往被认为是由自然的、永恒的情感所支配的，芬尼却告诉我们，私人领域与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有重大瓜葛。对现代女性气质的分析，将帮我们认识到私人情感深刻的历史性。 芬尼将女性主义者和歇斯底里病人作为现代性别政治的典型形象，两者看似对立，实则紧密相连，它们在世纪末文化中无处不在。芬尼认为，女性主义者以叛逆、解放、向外的方式来反抗对女性的压迫，而歇斯底里病人则以消极、向内、*终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拒绝社会。这两种形象在现代的思想和再现体系中同样重要：歇斯底里患者看似私人的、非理性的行为，本身就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产物，标志着19世纪人们对性别的密切关注；在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及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所包含的新型原则中，性别代表了真实的自我。实际上，那个时期的作品往往混淆女性主义者和歇斯底里病人，它们总是试图将把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政治行动，贬低为一群精神错乱的危险女人做的傻事。因此，芬尼写道：“这种双重光谱——即女性对压迫的反应（女性主义和歇斯底里），和男人对这种反应所做出的回应（女性主义和歇斯底里化）——造就了一种不同思想相互交锋的场域，它不可避免地在当时剧作家身上产生了影响。”在世纪末文化中，女性形象无处不在，她们是有力的象征符号，代表了现代性的危险和机遇。 在这一语境下，将伯曼对浮士德的解读（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与芬尼对露露的解读（现代的潘多拉）做一番比较，会非常具有启发性。德国剧作家弗兰兹·魏德金德创造了露露这个形象，她性感诱人，魔性十足，又如天真孩童。德国导演G. W. 帕布斯特（G.W. Pabst）将露露拍成了默片《潘多拉的盒子》，电影大获成功，从而露露的名字家喻户晓。芬尼在解读魏德金德时指出，露露不应该仅仅被看作现代社会的产物，她还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汇聚体。她是演员、性玩物、妓女、艺人和景观；这些身份使她成了现代文化的典范，而这一文化所依赖的就是商品的情色和美学。一方面，露露鲜明地体现了世纪末文化中女性气质与自然和无意识的原初力量如何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露露只有外壳而无实质，她靠的是品味和手段，其身份是通过她穿戴的各种衣装和假面获得的。这样，魏德金德的女主人公就进入了妓女和女演员所组成的形象库中，这些人物将爱欲和狡诈做了悖论式结合，她们往往被看作女性化的现代性的本质体现。 显然，这两本书再现历史的不同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代表性主人公的性别。在伯曼的描述中，现代性就意味着积极行动、进步发展和对无限增长的渴望；新获自由的资产阶级主体所具有的自主性，体现在不断加速发展的工业生产、理性化和对自然的征服上。相反，芬尼的书则提出了另一种现代个体，她更消极，更不确定，是文本影响力、社会角色和原初心理冲动的去中心化联结。浮士德所代表的那种奋斗进取型男性气质，被一种恋物癖的、力比多化的和商品化的女性气质所取代，这种女性气质是由文本中生成的现代欲望形式的逻辑所塑造的。男性的现代性和女性的现代性代表了不同的视界，伯曼主要参照了马克思，而芬尼的书则指向了弗洛伊德。这种区别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那就是歌德和魏德金德作品所处的不同时代；显然，他们文本的“现代性”在很多方面是相去甚远的。然而，正如伯曼在书中指明的那样，浮士德神话作为现代矛盾的象征化表达一直很有市场，其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确实，我刚才论及的可以被视为两种对立的现代性神话，无论是在学术圈之内还是之外，无论是读虚构还是理论的文本，这些神话都屡见不鲜。每当看见那种强调男性气质、理性品质、生产力和压迫的现代性叙述，你都会发现另一种文本，它或褒或贬地指向了西方社会的女性化，其证据就是现代主体那种消极的、享乐的、去中心的性质。 当然，这些差异性观点并非不可调和。一些学者已经试图将两种观点整合，形成一种关于现代发展的宏大理论，*著名的就是《启蒙的辩证法》，书中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分析了西方社会的自毁逻辑。通过借用马克思、韦伯和尼采的著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暴露了现代理性的非理性本质，从而预言了当代后结构主义的某些观点。两位作者将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和塞壬女妖视为欧洲文明的核心文本，认为该故事是现代性绝境的典型寓言。奥德赛命令他的水手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这样他就能抵御塞壬女妖歌声的蛊惑，奥德赛的做法体现了那种被规训的资产阶级男性个体，预示了对身体的压抑和女性气质将会决定西方文化的发展。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精辟地总结的：“荷马的文本被解读为一次寓言式的旅程，奥德赛克服了原始的自然力量（即享乐、性、动物的侵略性和暴力、野蛮的部族主义等），并征服了神话/自然的世界。通过使用计谋策略，他勉力保全自我，拒绝接受神话命运，以企业家的方式控制手下，并对妻子和其他女性施以父权威慑，如此一来，奥德赛成为资产阶级男性的远祖化身，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自我保护、征服自然，以及神话与启蒙的纠葛。” 这一纠葛体现在《启蒙的辩证法》的核心宣言中，即“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归于神话”理性盲目地想去掌控自然，结果变成了理性的反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资本家社会，既受到工具理性和商品拜物教的双重推动，又具有非理性、野蛮粗暴的一面。书中有一章颇具影响力，谈的是文化产业的政治，其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神话般的梦幻王国、诱惑性的商品及对无穷欢乐的期许，是促使个人心甘情愿接受那种全面管理的社会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社会的主导逻辑就是利润和标准化。审美和力比多冲动背后被压抑的女性气质，变身为那种吞噬性的、退化的诱惑，在现代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中重返，这种社会以非真实的愉悦和虚假的幸福为筹码，交换人们对现状的默许。所以，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男性化的”理性与“女性化的”享乐，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该硬币就是关于统治的完美逻辑，它通过压服而构成了现代主体性。 尽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颇具说服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圈子中），还是在很多方面遭到了批评。首先，《启蒙的辩证法》相信的是一种高度悲观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把现代性解读为压迫不断上升的螺旋。这种将历史解读为“统治”的末日观，否认了现代发展的模糊性和多重维度，没有考虑到在这种封闭系统内出现矛盾、抵抗或解放性变革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观点看似将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终却把它当作本质上的从属角色，认为文化只不过是已有的经济、技术和行政逻辑的反映。因此，该理论不能接受那种具有生产力、互动性和主体间性的象征形式，不能接受各种各样（经常是矛盾的）话语、故事和形象的星丛式存在，而实际上现代个体正是以此来阐释和理解他们的生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忽视了社会主体在阐释上的能动性，以及文化文本的丰富意义，他们将现代个体再现为那种被动的、同质的和疏离的大众，从而复制了那种他们口口声声要推翻的同一性逻辑。 第二，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性别的定位颇不稳定，也难以令人满意。一方面，他们强调西方现代性的父权制基础，这体现在同一性逻辑的专制中，因为该逻辑否认具有自主性的差别存在。这里，正如近年来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一样，女性的幻影扮演了关键角色，体现了一种抵抗原则，也体现了在居于统治地位的理性之外存在的乌托邦式另类选项。把女性排除在现代性的进程之外，反而使她们成为逃离无处不在的权力体系的象征。另一方面，这一批判方式不断强调男性气质是社会的根本，这就有可能继续将女性等同为处于前象征状态的他者性。特别是它借用了弗洛伊德的压抑范式，鼓励将女性与受压制的、未分化的自然等同起来，这体现了其局限性。因此，正如帕特里夏·米尔斯对《启蒙的辩证法》的批评所言，塞壬的女性声音代表着充满肉欲的自然界之歌，代表着充满诱惑的快乐原则。米尔斯进一步认为，将女性特质与非理性、非象征性联系起来，这阻碍了我们去独立地理解女性身份、能动性或欲望。女性被简化为力比多，不可言说，或是审美性的，是受父权理性压抑的他者。一旦将启蒙运动全盘视为父权统治的总体性逻辑的象征，我们就不可能去探究女性和社会变化过程的那种多样而复杂的关系。 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本也说明了某种困局，它产生的原因是我们试图为西方历史的潜在逻辑寻找某种单一的解释。虽然他们的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是以男性为主导这一本质，但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具有能动性，而女性则无权无势，从而排除了历史进程中女性的独特作用和积极贡献。在这种单一的神话叙事中，男性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历史的集体主体这一角色，而女性只能作为他者，作为历史叙事的客体，而非主体而存在。对这种排他性逻辑的可能回应，就是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颠倒，建构一个象征性女性气质的反神话；因此，米尔斯又进一步提出了对美狄亚这个故事的女性主义解读，她把美狄亚描述成女性版的奥德赛，使之成为女性欲望问题的有力寓言。然而，正如她同时承认的那样，任何将女性与现代性的独特关系浓缩成另一类单一神话的做法，都可能犯下新的“物化一般性”的错误，因为它假定女性的历史可以用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女性特质形象来涵盖。如果继续认定女性和现代性只有单一意义，这样的策略就无法处理女性与历史进程之间多元而复杂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自己的研究并不打算对西方历史的性别属性和逻辑提出一种宏大的哲学总论。我选择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其目的是要通过分析各种相互冲突的再现，揭示现代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要去创造一种整体性的关于现代的女性主义神话。通过将文化理论和文化史编织在一起，我会广泛解读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各种欧洲文本，从而探究一些关于现代性别政治学更具普遍性的理论问题。通过这样一种阐释策略，我希望能够从不同视角来分析主题，密切关注让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得以构成的不同文类和形式。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并不是说抽象或总体研究应受到谴责，或一无是处。为了超越经验主义，超越对特殊事物的简单标记，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建构有意义的结构、关系和论点。在这个意义上，诚如霍斯特·鲁特罗夫所言，任何阐释策略都无法抹除目的论的维度；目的论并没有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消失，只是从被解读的文本，转变为阐释的工具。因此，尽管我质疑现代性能否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意义和历史逻辑，但我自己的观点受惠于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隐性目的。这里仅有程度差别，而没有类型之分。我选择多视角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性的文化政治，是有现实上的考虑，而不单单是出于理论本身。关于现代的抽象哲学理论对于女性主义分析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它们要么将女性纳入单一的、直线发展的历史逻辑，要么把她们排除在现代话语和体制之外，使之作为非历史的、非象征性的他者。所以，它们无法解释女性与现代性的各种政治、哲学和文化遗产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无须多言，这个问题一直与我们的时代有着持续且重大的关系。 此外，如果“女性主义是对话性政治”的说法确有合法性，那么这种对于他者性的关注就必然需要延伸，应对历史的声音加以细致的接触。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应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将性别关系的历史仅仅归入某种宏大的现代性元理论，而是需要认真对待从前的女性和男性是如何理解自己在历史和社会进程中的位置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文化分析派上了用场，因为这种方法在研究现代性的历史时，会考察现代性自身的多种再现方式。通过研究一些*重要的、*普遍的再现，我试图将现代性作为文化意识的范畴，仔细论述现代性流动多变的意义。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草率理解，我们常想象现代历史中有一些教条和盲点，进而以为当下的历史状态已经让我们摆脱了那些局限；在这种语境下，该想法其实禁不起推敲。事实上，现代性经常被揶揄为一种同一性的总体逻辑，但仔细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现代性向我们展示的是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无法被简单地归纳成某种单一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强调现代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反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它的简化处理。 我的研究集中于特定的时期（19世纪末）和一系列互相影响的文化（法、英、德），希望由此能揭示关于现代的一些含混维度，因为它们构成了特定且有限的语境集合。因为我对这些具体方面感兴趣，所以就引来一个疑问：把现代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是否还有意义？我没有抛弃这个概念，而是选择保留它并将之复杂化，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现代这个概念尽管是（也许恰恰是因为）多义的，不确定的，却吸引我们去关注社会变化的长期进程，去关注各种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之间多元又系统的相互关系。在我看来，研究这样的结构正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任务，女性主义对一般性历史进行批判，不应混淆为宣扬身份多元性，或将社会打碎为分散而孤立的场域。所以，现代这个范畴会一直与我们休戚相关，因为它帮助我们评价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进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还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些进程对特定群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各不相同，差异不均，而且常常相互矛盾。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女性气质和现代性之间的交集也以分化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二，关于现代的观念充斥着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话语、图像和叙事。历史分期的逻辑深深地塑造了这个时代，它试图把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放置于更大的历史框架中，放到关于革新和衰败的宏大叙事中。因此，“现代性”不是简单地指一系列社会历史现象——如资本主义、科层制、技术进步等——而首先是指那些特定的（不过通常也是矛盾的）时间性和历史意识的经验。尽管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历史性的现代经验特别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关注，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对此所做的系统研究还不够，她们对19世纪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野。通过将女性主义理论和关于时间性与历史的不同再现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我希望能部分地言明女性气质和现代性是如何通过女性和男性关联在一起。正如开篇所言，性别被证明是历史时间建构中具有统领性地位的核心譬喻。事实上，很多在19世纪末流行的现代性神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把自己从宏大叙事的诱惑性力量中解放出来。 因此，我分析的出发点看起来很简单：我希望透过女性主义理论的棱镜来重读现代。我将提出以下追问：如果我们主要以女性创作和关于女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把男性经验作为范式，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如果在分析现代文化时，将女性现象放到中心位置，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次要和边缘地位，又会怎样? 这种方法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论？我认为，该研究所得出的故事并不是完全的异类，或让人无法辨认，因为女性和男性的历史总是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但是，这些故事可能会给现代性的审美和政治，一个看似被研究者穷尽的话题，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