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导读 汪洪亮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简直是个“超人”。除了我们熟知的他在政治及宣传领域的成绩，他在学术与思想方面的贡献同样令我们景仰。他是西学东渐和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分野。他晚年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深刻影响了数代学者，不仅与当时各派学人声息相通，且给后来治史者深深的启迪。我们今日在学术研究中的诸多理念和方法，大多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历史的先声”。他的真知灼见至今仍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一、梁启超其人其学 梁启超这个名字，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一定不会陌生。在近代中国，除了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领袖之外，名气与影响达到梁启超程度者，估计难以找到第二人。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在其《三十自述》中，梁启超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此番表述意味深长。梁启超把自己的出生年月与中外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可见那个时代之变动激荡，另一方面可见他本人的非凡抱负，对自己来到世间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期许。 梁启超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涉足政学两界，在两个领域都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变动时代，他简直是光芒万丈！他头顶的“帽子”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投入政治运作之深，恐怕在近代学界难以找出第二人了。他的名号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舆论家……每个名号，都名副其实、当仁不让。他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文学革命、史学革命的理论倡导者与实践者。他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游刃有余于政学之间，且都取得巨大成就。 梁启超天资聪颖，常开风气之先，领风骚之极。他自小便有神童之称，“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即中秀才，17岁再中举人。18岁时，他在父亲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因朝中守旧派势力排斥新思潮，不幸落第。同年，在友人的引荐下，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一番交谈后，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拜入康氏门下，自此走上了改良维新之路，也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康梁”并称的佳话。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先后领导强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时务报》，著《变法通议》，成为那时中国*有影响的宣传家。1898年，他入京协助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亦称之为“康梁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奈何守旧势力阻挠，仅仅持续一百余日就失败了，康梁等人仓皇逃亡。旅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与孙中山、汪精卫等人主持的《民报》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掀起一场“口水战”。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一度支持袁世凯，主张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随着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梁启超奋笔疾书，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力倡民主共和，联合学生蔡锷举旗反袁“护国”。“洪宪皇帝”不足百日而气怒暴毙，梁启超有着“再造共和之功”。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因此辞职。他在政治活动中尽管尽心尽力，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对国内政治感到非常失望，决心弃政议学。 五四前夕，梁启超出游欧洲，旅居巴黎，得知中国代表拟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不平等条约，即警告国内政府万勿妥协卖国，并函告报馆及北大。五四运动之发生，梁启超实际上担任了“幕后指挥” 的角色。他逐渐弃政从教，著书立说，倡导旧学整理与新知传播。自1922年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兼课，此外，还在南开大学、北京师大、东南大学等学校讲学，特别是在1921—1923年间，他曾先后到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等地巡回作学术报告，“被各学校学生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讲演”。1925年，梁启超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合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晚年一大半时间都在讲坛中度过，也恰恰印证了他常说的那句话：“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萧公权教授曾说：“倘使天假之年，能如黄梨洲之年登八秩，则其对吾国之学术，当有空前之贡献。” 值得庆幸的是，梁启超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其儿女个个优秀，后来大多成为杰出人才，如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次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后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妻为林徽因；三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八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门弟子也大部分成为学界名流。如在清华期间招收的学生有徐中舒、吴其昌、姚名达、陈守实、杨鸿烈、谢国帧、周传儒、高亨、姜亮夫、刘节、吴金鼎、戴家祥、冯国瑞、陆侃如、张荫麟、容庚、蒋天枢、张致远、黎东方等。此外，学生中还有蒋百里，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考**名，为梁的拜门弟子， 后来当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徐志摩也是梁的拜门弟子，其诗风行一时。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丰硕建树，尤以史学研究成绩*为显著。晚年，梁氏在清华国学院担任教席时，指导的范围就有“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中国史”“史学研究法”“中国文学”“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东西交流史”等，可见其治学领域之宽广。梁启超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写作近40万字，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在那个完全手写的年代，创作量如此之大，而其政治生活又如此丰富，其运筹思考及表达写作的能力是多么惊人！兹列举其部分著述，以窥概貌，如《清代学术概论》《新民说》《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李鸿章传》《曾国藩传》《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文化史》等，以及散见于不同报章上的文章、诗歌、小说等，涉及各个领域。 尽管梁启超于学无所不窥，但他*为重要的学术成就还是在史学方面。据梁启超本人所言，“我自己素来嗜好史学”。他的好友林志钧也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换言之，尽管梁启超治学涵盖甚广，但他一直以史学为学术志业。我们如果认真梳理梁启超的一生著述，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可划入史学的范畴。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来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等；在社会史方面，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编》等；在文献学方面，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在民族宗教史方面，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在文学史方面，有《屈原研究》《诗圣杜甫》《陶渊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如此可见史学为其学术重心一语所言非虚，而且在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今人所谓“专家之学”，固守雷池，此疆彼界，较之任公，难免形秽。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的*大贡献为新史学。1901—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是国内为新史学发声的**人。何谓“新史学”？与旧史学相比，新史学新在哪里？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即封建史学，存在“四弊”“二病”“三难”。所谓“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就使得史家撰写出来的历史存有“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就导致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时存在“三难”，即难读，难别择，难有感触。质言之，梁氏认为旧史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权贵为服务对象，而与平民百姓无甚关联，“二十四史即二十四姓之家谱”一语所言之意即在此。 那么，梁启超高呼的新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反思旧史学。在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的大背景下，仅仅服务一家一姓的旧史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近代转型需要，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他明确表示：“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特别是历史学，因其自身的特性，它应当让现实生活中的百姓了解民族的历史变迁和事迹，以求索民族自强之道。为此，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旧史学既然无法满足这个现实需要，那么“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把建立新史学置于拯救民族、国家的头等地位。 既然我们的学问弊端丛生，就须采撷他学之长。梁启超坚定地认为：“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为警醒国人，他专门撰写《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等，通过叙述他国之失败的历史，来给我国当时之社会提供借鉴，旨在唤起面临瓜分危机的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 为此，梁启超广泛涉猎西方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著作，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吾视其方*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唯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主权在民、平等、自由等学说，使他认识到欧美国家迅速发展即是得益于此，除非国民有国家意识，否则民族独立是妄谈，因此养成我国民的国家观是当务之急。之后，梁研读日本民族如何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这段历史时，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族观念的建立于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才能扫除以往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传统陋习。这就促使他将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史学概念方法引入中国，建立新史学，以期实现民族本位的历史观，发挥历史的资鉴功能。 总而言之，梁启超在史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建立了新史学，具体表现为：一是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史学，二是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和方法。因此，他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