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札记

　　《丝路文明札记》：　　中国在历史上也是黄金的消费大国，但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却以外来的居多，彼时的开采技术还不足以满足高层社会消费，以至更有文化内涵的玉石排列在它的前面。黄金作为赏赐品而非货币流通，数量不足，金铜并列互称，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惯例。在中国货币历史上，有过“丝绢本位”“银本位”，也有过“茶马本位”，虽然说黄金价高，但没有明确的“金本位”。　　中国中原的牛养殖也比较晚一些。牛有两个大的系统，水牛在南方，或与南亚、东南亚的相互交流有关。黄牛系统主要从草原前丝路中来。商的一位先祖领袖王亥贩牛，开始了大规模引进车牛和耕牛的历史过程，至春秋以降，牛车出行是华夏的一大交通风景。而那位赫赫有名的老子，骑着青牛出关，写下了著名的《道德经》。　　羊的养殖更为普遍，养羊几乎是古代游牧部族赖以生存的主产业。在记录以色列人历史和基督教产生沿革的《旧约》《新约》里，*大的生活场景就是羊与牧羊人，并由此产生了权杖，也即牧杖的原始管理概念，*后演变为古代欧亚西部国家与部落的行政管理象征。牧的概念引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变郡守为州牧，出现了牧民于天下的一种理念。　　羊与中国古代的民族与部族融合史有直接联系。夏由羌来，基本是一种历史共识，夏朝的断代很困难，也是因为古羌族的分化融合线头没有完全理清。羌人犹如西方的人头马部落，是经济形态的人文化和人文形态的经济化，这也犹如有人把西伯利亚的林中狩猎人统称为通古斯而蒙古人把他们称为布里亚特一样。有一个历史联系是明确的，那就是羊与夏羊的历史互称。夏羊也就是体形壮硕的绵羊，夏也有壮大的意思，羌与羊与夏，指代的是同一个含义丰富的历史人文状态，不仅成为汉字造字和区别姓氏的很惹眼的一个组成，其实也指示了夏族的来历，并由此派生出华夏与诸夏的古民族人文系统。诚然，由于羊的普遍分布，谁也不能得出羊从西来或者就是本土培育的结论，但夏羊确乎是古羌人的骄傲，也是古中华人的骄傲。古羌人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西部，他们与前丝路上活跃的欧亚人群多有交流甚至交织，是*早的丝路文化传播人。　　麦类、马匹、黄金制品和羊产品，是丝路正式开通之前的四大西来交流产品，也为后来丝路贯通提供了必要的流通模板。从这个角度讲，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是一个循环不已的互联互通圈，有时是东西或北南向，有时是西东或南北向，更多的是各领风骚上千年。　　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产品联系，以及由此涉及的东亚和中亚、西亚在青铜时代文化远距离互动的可能性，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胡博先生1995年就在《古代中国》上发表的论文中提了出来。进入21世纪，中国的青年学者易华也从麦类、牛、羊、马以及古代西部的葬俗比较等方面，给出了描述。他们研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这种上古的经济文化交流现象，置于历史的世界文化体系中，而不是继续重复“瞎子摸象”的局部思考。　　由西向东流转的古代产品与技术发明，对丝绸之路影响*直接的，除了麦类、马匹、黄金制品和羊毛，还有骆驼的驯养和使用。骆驼的驯养和使用直接关系到陆路交通技术的出现。骆驼的驯养和使用，*早出现在西亚地区。据考证，骆驼的驯养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以色列地区，在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出现在中亚。骆驼的耐受力、野外生存能力、对脂肪与水分的储存能力以及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适应能力，使它成为穿越戈壁沙漠的无与伦比的**种运输工具，获得了“沙漠之舟”的美称。骆驼也是来往于沙漠的客商的忠实伙伴，在几千年岁月里，往返于古老苍凉的万里戈壁商道上。没有骆驼的驯养和使用，也就不会有陆上丝绸之路的通畅。骆驼的驯养和使用是彼时的*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是西亚人的历史成果和伟大成就。　　在前丝路时代，东西交流比较超前的创新产品，除了中国西去的丝绸，还有西来的玻璃。如果说，丝绸制造体现了古代中国源于农业的加工业和手工制造业的历史成就，玻璃则是除了黄金与青铜之外的人类**种矿物冶炼产品。玻璃制造源于公元前25世纪至公元前23世纪的两河流域，但玻璃产品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吴、越等国已经出现。有关专家考证，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上的“蜻蜓眼”，并不是寻常宝石而是在当时更为贵重的玻璃。“蜻蜓眼”出现在吴、越，是否暗示着“海丝”现象的*初发生？玻璃大量进入东方主要在汉代，*初的玻璃制造技术进入中国也不晚于南北朝。据有关文献记载，相当于中国汉初的公元前1世纪，一位西方的布道者曾经记录了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玻璃东来的史实。广州南越墓发现的玻璃制品略早于汉武帝再次统一南越之前，意味着在海上丝路的民间贸易中，玻璃已经是贵重的舶来品。玻璃入华当然也会经由陆上，选择什么路径，要随器型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