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变局

　**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2. 倭患与真倭、假倭 　　亲历平倭事宜的唐枢，在一篇写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公文中，提及“寇之缘由”，说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海寇之炽，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严，横行劫掠，然止以南纪澳为巢穴，居有定处。至嘉靖二十年后，许栋、李光头等掠人责赎，声势衍蔓，然止偶遇佛郎机船数只，党有定伙。昔时在倭为寇，在我国为民；行者为寇，居者为良民。今则华夷浑处，内外连结，善恶莫辨。官府举动方下堂阶，而声传贼众；贼有勾当，不时遣入，而即作施行，推厥所终，诚可疑惧。” 　　地方政府**次以“倭贼入寇”上报朝廷，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与余姚谢氏在海外贸易上的纠纷有关。朱纨在奏报漳州走马溪大捷时，说“夷患率中国并海居民为之”，王士骐引用这一奏疏，所写的按语很值得注意：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商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县官仓惶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巡抚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滨海居民有素与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告。于是人心汹汹，转相告引，或诬良善，而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显然，地方官所谓“倭贼入寇”完全是讹传。所谓“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不过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州商人，他们代理余姚谢氏货物的外销业务，另一方则是停泊在宁波外海的日本或葡萄牙商船，汪直、徐海从中起到中介作用，收取佣金而已。由于谢氏经常拖欠应付的佣金，引起纠纷，*终导致一场焚劫事件，轰动一时，却与“倭贼”全然无关。此处所说的余姚谢氏，即前任大学士谢迁家族，与同安林氏一样，都有强硬的背景，可见势豪之家都卷入走私贸易，所以难禁。但是，走私贸易者并非倭寇。这条关于倭寇缘起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同时代的嘉兴人李日华，在《嘉禾倭寇纪略》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辈，阑出中国财物，与番舶市易。主于余姚谢氏，颇抑勒其值，谢复多所贞，度不能悉偿，则恐之曰：“吾将首汝”。诸奸恨且惧，纠合徒党，夜焚劫谢氏，杀男妇数人，掠资而去。有司张皇其事，称“倭入寇”。巡抚都御史朱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沿海居民得互讦察，相告言。于是人心汹汹，诸奸莫必其命，遂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李氏退官后致力于地方志编纂，此文当为地方志而写，应是实录。李日华与王士骐是同时代人，王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李是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王是太仓人，李是嘉兴人，就时间与空间而言，都是嘉靖倭患的亲历者，所见略同，不足为奇。然而文字如此雷同，人们或许会问，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抑或二人都接受了同一信息源？这其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有力地证明了事实的真相。海上之事起初不过是海商的走私活动，由于地方官谎报军情，朱纨的严厉海禁，促使海商转化为海盗。王氏说“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李氏说“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倭患缘起的真相。 　　当时人几乎都认同这样一点，即真倭所占比例极少，大部分是假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身任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的郑晓，于四月十三日写的奏疏中说：“倭寇侵犯，其中类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隶之人，或奸豪射利之徒，或勇悍无聊之众，赍粮漏师，肆无忌惮，结党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为区处，日甚一日，其祸不啻烈于戎狄而已。” 　　同年五月十二日，他在另一份奏疏中说：“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窃见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致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况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至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扇诱引，徒众日增。” 　　他一再指出，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既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奸豪，也有破产的勇悍人群。海禁愈严，断绝了他们的生计，祸乱愈发严重。对于这一点，他写的《皇明四夷考》，从政治腐败入手予以分析：“近年宠络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向导。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奋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忤疯（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疯（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即伏地叩头乞余生不听，而其妻子、宗族、田庐、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谁何，浙东大坏。” 　　明末陈仁锡在谈到海防时，引用了郑氏这段话，不过立意稍有不同：“或云，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乃投贵家；久之，贵家又欺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撼官府出兵，辄赍粮啖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番人大恨，言我货本倭王物，盘踞海洋不肯去。小民迫于贪酷，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浙东大坏。” 　　当时的地方官多纷纷指出，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太平府同知陈璋向朝廷上《御倭十二事》，重点就是“倭寇多中国人，宜早图区处”。兴化知府董士弘认为，“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又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向朝廷上《御寇五事》，**就是“绝乱源”：“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逋民也。臣闻海上豪势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此所谓乱源也。” 　　明白了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也就是说，真倭少而假倭多，并不能解释本质问题。必须进一步揭示真倭与假倭的关系，如果假倭从属于真倭，听从真倭指挥，那么把这些假倭概称为倭寇，并无不可；假如真倭从属于假倭，听从假倭指挥，那么就不能把假倭一概称为倭寇。 　　在这方面，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向皇帝奏对时所说的话，*有说服力：“臣去岁具奏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只因初时官司不能讨捕，彼见地方无人，又得利甚厚，故旧者屯据不去，新者续增无穷，而沿海无赖贫民为所诱胁，因而从之，故其徒日繁，其势日猖獗。” 　　徐阶的这段话，是对于皇帝咨询的回话，是两人之间的意见交换，与公开场合的官样文章截然不同，他坦率地讲了真话。那些海贼并非真倭，而是长年在闽浙沿海从事贸易的“剧贼”，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们雇募而来的日本人。因此真倭是从属于“剧贼”的，当然不能笼统地把“剧贼”一概视为倭寇。 　　那么这些雇募而来的真倭充当什么角色呢？一是用他们来对付官军，二是用他们来混淆视听。请看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的说法：“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话说得很直白，那些真倭都是王直等人从日本雇募而来的，处在从属的被雇佣的地位。这也印证了徐阶所说，“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确有所据。反观郑晓所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就显得过于含糊，不分主从。所以关于倭寇的记载中，有名有姓的真倭寥寥无几，稍微有点名气的有一个名叫辛五郎，此人不过是徐海的偏裨。 　　曾经作为胡宗宪幕僚的茅坤，亲历倭患，谈及此事，非常注意把“海上之寇”与“倭寇”、“倭患”加以区分。他在一篇议论“海寇事宜”的书信中，向浙江巡抚李天宠条陈八事，即谍贼情、申军令、利器械、分战守、择官使、籍兵伍、筑城堡、练乡兵。其中**条“谍贼情”写得*为精采，特别强调“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其实皆中州之人”： 即如近年黄岩以来，众并称倭奴入寇。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而不闻其某岛为首乱，以某事始衅也。或谓诱之者海贾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诸海贾特以射利而出尔，非欲长子孙海岛也……若海上之寇，乘潮而来，自温、台、宁、绍，以及杭、嘉、苏、松、淮阴之间，几三千里。东备则西击，南备则北击，决非国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闻里中一男子，自昆山为海寇所获，凡没于贼五十日而出，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随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资冒利而入；其既也，则相与行动，畏重罪而不能出。《筹海图编》专门写了《寇掠分合始末图谱》，提及的倭寇，其实都是假倭。陈文石的论文引用了这一《图谱》，令人一目了然。简要摘引如下： 　　金子老、李光头： 双屿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归福建），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相继而兴者也。 　　许栋： 此浙、直倡祸之始，王直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嘉靖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而夷夏之衅门开矣。许栋灭，王直始盛。 　　王直： 嘉靖二十三年入许栋船为司出纳，为许栋领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七年，许栋为都御史朱纨所破，王直收其党自为船主。嘉靖三十一年，并吞陈思盼，因求开市不得，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在列表为俞大猷所破。分略沿海各地，败走白马庙，往日本，屯松浦。 　　陈思盼： 屯长涂，寻为王直所灭。 　　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 屯日本杨哥，攻仙游寨，攻瑞安、黄岩，出洋，巢柘林，分掠苏州、杭州。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嘉靖三十一年浙直之祸林碧川实为之首，破黄岩得利，遂启群盗贪心。三十三年，萧显继出。碧川与显以次败亡，而徐海、陈东又继之为浙东大患。 　　萧显： 寇太仓，陷上海，巢柘林，破南汇，据川沙，攻嘉定，败走海盐。南直隶之祸，萧显实为首，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者也。 　　徐海： 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岛诸倭入寇，屯柘林，攻乍浦，犯平湖，破崇德，犯湖州，分掠各地。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乱，徐海为之首，陈东、叶麻为之辅，众至数万。 　　陈东： 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攻南汇、金山，入崇明，攻青村，围上海，遁归日本，复屯川沙，并入柘林，与徐海合，攻乍浦，围桐乡，分屯新场，与徐海、叶麻合。 　　陈文石引用了上述《图谱》后评论说：“这些有的原为海盗，纯以劫掠为事。有的原为海商，转而为盗。三十三年前后，诸股渠帅多被诛服，惟王直、徐海等仍为乱不已。” 　　3. “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明白了海商转而为盗的背景，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唐枢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胡宗宪的咨询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他特别强调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迹是而观，能无治其乎？”很清楚，倭患*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与唐枢有异曲同工之妙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 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二、 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据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三、 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湖、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柘林、慈溪、黄岩、崇德相机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踞内地，随在成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 　　四、 归根结底，“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起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事实已经证明，用军事围剿来解决倭患并不成功，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平倭总督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的无奈之举。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