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

　　《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经文中的“初九”、“九二”、“上九”等即是数。春秋早期的政治、军事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就已经利用《易》卦显示的象数进行占卜。《左传·僖公十五年》记韩简对晋惠公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这是古代典籍中*早提出象与数的概念并且对二者关系进行议论的记述。　　鲁僖公十五年即公元前645年，百余年后，孔子著《十翼》解析《易》理，在“系辞”部分对于象与数有较多的阐释。《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还说：“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这些地方所谓“象”，是指《易》卦显示的图形，所谓“数”，指《易》卦表现出来的数字特征。象与数都是一种象征，可以由此推测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变化规律，判知吉凶祸福。《系辞下》云“象也者，像此也”，“象”即是象征之意。《说卦传》中又具体指明各种卦象所象征的物类，说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震为雷、为龙，巽为木、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样的定位，为后来《易》学研究的象数之学提供了基础。　　象数之学在汉代有较大的发展。西汉兴起的今文《易》学即非常重视象数，西汉孟喜及东汉郑玄等把《易》卦同天时、历纪、气候联系起来，推算天象变化和吉凶祸福，创立纳甲、飞伏、爻辰、纳音等理论，形成一整套象数体系。此后经魏晋南北朝各代，象数之学又有新的发展，其中三国时吴国的虞翻、北魏时关朗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晋代王弼研究《易》学排斥象数而重义理，开创了《易》学研究的“义理”一派，此后象数派和义理派并存为《易》学研究的两股潮流。象数派重在对易卦图像及数字关系的解析，义理一派重在对于《易经》经文本义的研讨；象数派重在依据《易》卦爻象对现实事件进行推测，义理派重在寻绎《易经》揭示的事物内部规律及其原理；象数派重在实际应用，义理派重在理性思考。在古代的《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两派各有优长，也各有成就。实际上，象数派并非不顾《易经》经文本义，义理派也并非完全不顾《易》卦象数，只是对于象数与义理各有侧重而已。至北宋初陈抟绘出河图洛书的图像之后，象数之学大兴，称为“先天象数之学”。同时，宋代义理一派也有不少著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司马光的《易说》等，其中周敦颐虽然是义理派的代表性学者，但他的《太极图说》本是义理与象数并重的。朱熹承继陈抟、邵雍的图书一派，其所著《易学启蒙》用理学的观点阐释《易经》及河图洛书，丰富了象数之学的理论体系，而他的《易本义》十二卷即是从义理方面研究《易经》的著作。元代学者胡一桂说：“愚观前宋一代之《易》学，自分为三节：希夷先天一图开象数之门，至邵氏《经世书》而硕大光明。周子太极一图洪义理之源，至程子《易》而浩博肆然……朱夫子于《易》学亦可谓金声玉振、集大成者矣。”①这里，胡氏对宋代《易》学研究的象数与义理两派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胡一桂本人所著《周易启蒙翼传》是阐释朱熹《易学启蒙》的专著，当是象数派的重要著作，而他的《易附录纂注》十五卷则明显具有义理派的特征。明清两代的《易》学研究，仍然是义理派、象数派并存，而就某一个学者而论，他对于象数与义理或者是有所侧重，或者是皆有关注。如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专论象数，而胡煦的《周易函书》则对于义理与象数皆有全面论述。　　在《易》学研究史上，无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其著作中都不回避河图洛书。象数派的著作把《易》卦卦象和河图洛书图形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义理派阐释《易经》文本原义，因《系辞》中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语，也必须对河图洛书作出解说。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八卦，当是河图洛书的出现先于八卦；但是，河图洛书的图形在北宋初才由陈抟绘出，因此在宋以后的学者看来是河图洛书的出现晚于八卦。二者孰早孰晚实难深究，而陈抟以后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定八卦和河图洛书的同源性和一体性，在探讨《易》卦象数时自然把二者并论。其实，《易》卦和河图洛书所显示的象与数，表现的是事物的形式和现象，而隐含的义理是事物的内容和本质；象与数表现事物的存在状态，而隐含的义理是事物的属性及内在规律；象与数是人的感官可以感知的东西，而隐含的义理是理性的思考才能领悟的道理。简言之，象数是“形”，而隐含的义理是“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易》卦和河图洛书既展示象数，又深含义理，这是关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问题的形象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