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文学

　　《周易》本是一本算卦的书，但经过孔子等圣人先贤的创造性诠释，赋予了儒家对天地、人生的感悟，于是《周易》就涵涉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卜筮的层面，一是哲理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在《周易》流传的过程中又相互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众多的易学流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总结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纪昀的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他一方面概括了易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各时代的易学特点，同时又指明了易学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中国古代其他经典相比，《周易》在中国人，甚至中国周边的韩、日、越、泰等汉文化圈人的心目中，都占据着“龙头老大”的位置。《周易》“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美誉是有事实依据的，仅就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可一斑窥豹。　　文学是如何起源的？这在世界文艺理论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巫术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模仿说，意见纷陈。就中国文学的起源来说，鲁迅先生就有“杭育杭育派”的劳动号子说。《吴越春秋》里记载的上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八字狩猎歌谣，大概是中国比较早的口头文学作品了。　　此后，随着文字的产生、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文学也一步步地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一条内容不断丰富、体裁不断出新、绵延几千年的文学长河。就文学发展的延续性来说，中国文学几千年来从未断绝，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从文学的发展角度，人们一般把中国文学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现当代文学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独领风骚的体裁和著名文学家。　　先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经传诸子之学，被后世儒家尊为经典的《诗经》《尚书》《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乐》(后来文本失传了)、《易》《春秋》(后有三种诠释性的著作《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以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杂家、农家等诸子著作(另外屈原又被尊称为屈子，其《离骚》《九歌》等楚辞作品，也可称为百家中的一家)，流派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昌盛时代。这些著作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决定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此后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两汉文学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史传文学，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的大赋，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性散文为代表。司马迁的《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另外，汉乐府民歌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诗歌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其主要文学成就是诗歌，以建安时期的曹操、曹植、曹丕为代表。三曹以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嫉世诗人鲍照等，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注重华丽辞藻的骈文也曾经风行一时。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兴盛起来，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刘义庆记载时人轶事的《世说新语》为这方面的代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也空前地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锺嵘的《诗品》等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文论中的翘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两宋，文人辈出，佳作纷呈。唐诗宋词，登峰造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诗词大家数不胜数。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也推向了极致。　　元明清文学则是戏曲和小说的天下，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汤显祖等创作的戏曲，支撑了梨园界数百年的繁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百姓大众。　　对于现当代文学，20世纪60年代前的人们大概记着的是革命小说，七八十年代的人们很多被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迷倒过，而不同年龄阶段内心深处熟记的一定是那一波又一波、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流行歌曲了。　　而在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看到《周易》的身影，体会到《周易》的气息。概括起来，可以说《周易》在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方面留下了深深的迹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