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书系: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

《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
　　对于江西诗病如此这般的批评，在北宋魏泰的诗论中已可见到，在一一指出黄庭坚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以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诸弊后，以“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概言之④。张戒指责诗“坏于苏、黄”，亦专门摘出“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⑤。虽说他们也都是将之置于诗歌史传统，尤其与唐诗的比照中，针砭其对于诗歌本质的背离，但严羽由诗的“别材”“别趣”出发，通过他的以禅喻诗，揭其症结在涉理路、落言筌，要显得更为深切，不仅显示更为纯粹的诗艺立场，而且更具体系性。其论及黄庭坚的“山谷用工，尤为深刻”⑥，看上去与朱熹批评“黄费安排”同意，其实立场全然不同。如前已述，朱熹的用意在重体道而黜末技；而严羽仅从诗艺内部探讨，承认其不可谓不工，却“自出己意以为诗”⑦，完全与古人“诗道”背道而驰，滞碍于文字层面而未见情性，又如《诗评》中所言“尚理而病于意兴”⑧，故有“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之讥⑨。上述张健的论文提出，在当时理学家论诗作诗皆主理的理论环境中，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应该不仅是论苏黄或泛论宋诗，也有针对理学家以理衡诗、以理作诗的一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在这里，严羽也顺便对“江湖诗人多效其体”的“四灵”晚唐体进行辩驳，目的在以正视听：国初诗人学大历以还诗已非“正法眼”，气局狭小的晚唐家又如何可自命“唐宗”？*后结语标清全篇“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的眉目，重申“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之旨①。
　　根据以上分析，严羽《诗辩》全篇可谓述论充分、结构谨严。尽管据张健考证，我们已知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一部《沧浪诗话》，《诗辩》等五篇原来只是单篇著述，故张健称《诗辩》乃论辩体，而非诗话体，意为我们不能将后人汇辑而成的《沧浪诗话》放到诗话体的发展史中来评价②。这无疑是正确的态度，但就整个宋代文学批评而言，出现像《诗辩》这样相对具有体系性的“论辞”，仍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况且，其所论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不仅志在“断千百年公案”，而且“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③，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时代产生这种特异的诗学著述，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诗歌发展至南宋，已进入一个可谓是过熟的历史阶段。北宋诗人面对前代诗歌传统尤其是唐诗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已经使得他们在探求各种可能突破的途径，包括题材、风格、语言型式、具体技法等各个方面，而前述诗歌作为一种“外部”存在被关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酝酿发生的。以苏黄以及江西诗派为代表，一方面，诗歌形式、语言技巧正在被当作一种目的性的追求，无论“苦吟”、“觅句”的态度，“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方法，还是诸如“次韵”、“檃括”、“集句”等技术性实验，都显示了这样一种追求。若再向前追溯，人们已从中唐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身上发现了这种端倪。而在另一方面，随着士大夫传统的建立，同样自中唐以来，士人对于世界以及自我生存方式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原本汉魏六朝以来，主要基于天、地、人文同构之“自然之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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