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

欧文?拉铁摩尔及其遗产
在20 世纪早期学者中，其著作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有着*持久影响的是拉铁摩尔（1900—1989）。拉铁摩尔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旅行家、外交官、地理学家、新闻记者、商人和学者，他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边疆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研究。他在有关中国东北、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大量著作中，探讨了汉族与绿洲、森林和草原等边疆地区的民族相互接触的文化史。尽管他没有获得学位，而且在20 世纪50 年代因为受到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迫害也丢掉了他的学术基地，但是是他，而非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亚洲史学家，启发了我们考察跨越国家边界的那些塑造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潜在力量。他对世界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仍能从他深刻的见解中获得研究的启发。
拉铁摩尔于1900 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1919 年来到中国，在天津与他父亲从事进出口的生意。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混乱时代，各地军阀林立，他们都想控制国家。在厌倦了生意本身和侨民团体之后，他决意从事有关中国的深入研究，并开始游历。1925 年，他在内蒙古铁路的尽头，找到了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的道路，在这里，他看到成群结队驮着从中亚来的羊毛的骆驼队和大篷车，他在呼和浩特一看到草原的边沿，就停不下前行的脚步。同年，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利诺（Eleanor），1926年和她结婚。然后，俩人一起计划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蜜月之旅。欧文沿着骆驼商队的路线穿越蒙古，而埃利诺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俄国铁路，从东北一直到新疆，他们在铁路的一端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相遇，然后俩人一起从新疆往南，穿过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新疆曾是清朝统辖的*西部的地区，居民主要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20 世纪初由独立的地方军阀管辖。居民们深受布尔什维克革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已经覆灭的清帝国的残余势力、土匪、军阀以及流浪的游牧民族之间争夺权力的影响，生活在痛苦之中。欧文与埃利诺*终在这片混乱不堪的土地上重逢了，各自就他们穿越的偏僻而危险土地的经历写成了引人入胜的游记。欧文就这次经历完成了他的**部小说《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路》（The Desert Rood toTurkestan，1929），而埃利诺，照她的话说，也利用她在中国西北旅行结婚路上写成的书信完成了《重逢突厥斯坦》（1934）。这次旅行激发了拉铁摩尔一生对蒙古人民和草原的热爱：
我带着孩子般的惊喜与商队一起旅行，深入五颜六色的高原，山脉就在眼前，山脉两边遥远的地方是陌生的国度，那或许是我一生中只会旅行一次的地方，过上几十天在其他年代的人们的生活。
拉铁摩尔很喜爱蒙古人和回族商队的领头人，但是他会带着蔑视的眼光看待汉族农民，*让他苦恼的是不断增长的汉族人口进入草原并赶走蒙古人这一持续的压力：
汉族农民简直不懂节育和审慎的婚姻的观念，以及增加孩子（存活）机会的育儿方法。（相反，他们会实施）“草率的婚姻和生育”，扩大了他们生育和婚姻的地盘，汉族会以每年10 英里的速度沿着商队路线的边缘驱逐蒙古人。
拉铁摩尔并不把汉族农民看作是满足于在其耕种的土地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平的农业耕作者，而是把他们看作是带有侵略性和威胁性的力量，受人口过剩压力的驱使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不断渗透到人口分散的边疆地区，并以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蒙古人受到耕地和房屋以及他们不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步步退缩，漂亮小山中的猎物越来越少，只有一些肮脏的村庄取代原来的松树、羊群和白色的蒙古包，在我看来，真是一种悲剧。
源于在蒙古和中国新疆地区陆上的旅行经历，拉铁摩尔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终生的迷恋，却十分厌恶汉族移民的居住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欧文和埃利诺回到美国，但是他们很快于1929 年又回到中国。这次，他们在东北旅行，在这里，他们又看到汉人移民对蒙古人相似的驱赶过程。在蒙古、东北和新疆地区，汉族军阀和官员积极推动汉族移民，以便对这些地区实现更加牢固的控制，并获得更多的税收。之后，国民政府会推出更加野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就像清代曾经做过的那样。俄国和苏联向草原的渗透还没有推进多少，他经常怀疑那些不是基于人们生活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宏大理论。
1934 年拉铁摩尔与魏特夫在北京发生了一次影响他一生的接触。魏特夫自认为是经验更为丰富的拉铁摩尔的门徒，他甚至劝说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引用他自己的著述。开始拉铁摩尔支持魏特夫，因为他看起来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但是埃利诺警告说：“小心，这个
人吹捧你是为了在美国得到一席之位。他是经常要么舔你的鞋子，要么用鞋子踩你的那种人。”但是拉铁摩尔不听埃利诺的话。
作为影响很大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编辑，拉铁摩尔在20 世纪30 年代经常被卷入有关东亚的学术和政治的激烈讨论之中，但是他仍然保持旅行的习惯。他去了莫斯科，并遇见了俄国研究蒙古的泰斗人物，他开始学习俄语。回到中国之后，他去拜访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于1936 年撤退到了西北的陕西延安，住在窑洞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名义上已经形成了抵抗日本的统一战线，拉铁摩尔像许多其他观察家一样，认为共产党更加关注国家统一而非阶级斗争的事务。然而，他也很清楚，共产党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只是一个临时的策略。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内战，争取对中国的绝对控制权。拉铁摩尔与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外交官的观点一样，知道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软弱无力。相比之下，共产党具有更加严明的纪律，是一个比较清明的政党，它更真诚地致力于对抗日本的战争。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在美国爆发了一次关于“谁掉失了中国”的激烈争论，拉铁摩尔再次成为焦点人物。1950 年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发起了一场运动，起诉像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一样的国会官员和美国一些军事成员是苏联的间谍，宣称是他们蓄意阴谋颠覆了国民党政权，并指责拉铁摩尔，把他看成是“苏联的高级间谍，也是阿尔杰一伙的带头人”。
当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指控众多共产党成员已经渗透到国会当中之后，参议院国际安全小组委员会组织了听证会。会上，麦卡锡把拉铁摩尔树立为攻击的目标，而魏特夫这位他以前的门徒则以证人的身份走在攻击拉铁摩尔的*前列。魏特夫在德国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在美国变成同样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急切地加入麦卡锡的政治迫害队伍。美国联邦调查局汇编了39，000 页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1952 年，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他作伪证，但是一年之后，联邦法官不再受理这个起诉。
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迫于学校理事要求解雇拉铁摩尔的压力，拿掉了拉铁摩尔任主任的学院，并剥夺了他带研究生和在其领域设立研究项目的机会。1962 年，拉铁摩尔接受英格兰利兹大学的邀请，到那里成立中国研究系，推进对蒙古的研究。不久他搬到英国剑桥大学，他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和蒙古度过。蒙古人把他看作是他们*做伟大的朋友、*杰出的学者之一。
拉铁摩尔的大量著作包括游记、政治评论、官方备忘录以及学术研究论文。他著作中的一些话题启发了之后有关塑造中国和中欧亚史的环境状况的研究，包括：1．中亚的地理以及非汉民族与中国的相互影响；2．地缘政治分析；3．环境决定论的问题。
草原生活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拉铁摩尔通过亲身经历获得有关草原生活的知识，他与驼队领头人一起穿越荒漠，住在肮脏的商队旅馆中，经历当时的严寒、干旱以及旅行路途上的各种危险。他在学术研究中融入了对那些生活方式即将消失的人们以深深的同情。唐、元及清代草原上雄武的勇士和有利可图的商队不再存在，20 世纪蒙古和中欧亚的人民却承受着贫穷、战争和被忽视的痛苦。与此同时，外来的汉族移民在国民党政府的鼓励下，以势不可当的趋势把绿洲居民和游牧民族变成依赖他人的平民，为疾病所困，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迫进入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他们动物产品的世界市场。拉铁摩尔的才华在于他能通过当时中欧亚衰落的景象看到它生机勃勃的过去，并把这个过去当作中国政府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
1940 年首次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1958 年的论文集《边疆史研究》成为拉铁摩尔学术的奠基之作1，为世界史中游牧主义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北方平原上的汉族居民产生了农业文明，形成了国家，他们在黄土地区松软的土地上耕作，气候适宜，降水有限，种植小麦、高粱和粟等坚硬的谷物。然而，在北方平原边缘的干旱地区，这里形成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草原游牧的生活。尽管有一小部分放牧人群仍然在蒙古和非洲存活下来，但是今天这种生活方式几乎都消失了。草原游牧部落依靠在草原上吃草的动物为生，而非依靠固定的耕地和稳定的居所。为了应付天气条件，找到足够的草料，他们一生都在流动，寻找合适的草原。游牧方式远非对原始的打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回归，而是一种与极端恶劣的环境较量过程中形成的高度复杂而成熟的生活方式。
游牧生活的方式在许多环境中都能兴旺发达，从西伯利亚针叶林和冻土地带的驯鹿人，经过从东北地区延伸到匈牙利的中欧亚草原，再到西藏高原的驯养牦牛的人群皆过着游牧的生活。此外，在非洲、南北美洲、印度和中东也可找到这种游牧人群。动物的组成结构、人群的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相互影响则因地而异。拉铁摩尔*关注的是中欧亚汗国的游牧人，不过他也熟悉其他地区的游牧特点。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追溯了游牧生活方式与定居方式几千年来的相互影响，集中分析汉族政权在面对游牧民族的抵抗和掠夺时保卫并扩张疆域的活动。很长时间以来，这两种生活方式在一种紧张的互利关系中共存，谁也不能消灭谁，但是，到20 世纪，中国打败了蒙古的游牧人。不过拉铁摩尔并没把自己局限于对中国西北的蒙古游牧人与定居的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节是对广袤的中欧亚地区地理、环境、人口和政治的概述，包括东北森林、蒙古草原、西藏高原以及新疆绿洲。然而，构成拉铁摩尔研究的基本原理仍然是耕地和草原之间的区别，以及人口稠密、几乎不流动的地区与人口稀少、流动性强的地区之间的区别。耕地包括地处沙漠之中的绿洲、中国广袤的田地和东北地区南部，流动人口包括草原游牧人、森林中的人、驯养牦牛的游牧人以及商队的生意人等。现代社会，定居的中国和俄国的人口，靠着铁路、资本主义和国家力量，渗透到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引发了地缘政治的竞争、环境的破坏，以及持续了几千年生活方式的近乎消失。
拉铁摩尔采取一种完全对立的立场简要描述了这种相互影响，他坚持认为，中国长城是一个把草原和耕地隔立开来的“绝对的边界”。同时，他也认识到贸易和文化交流产生的作用。对他而言，“真正的游牧人是贫穷的游牧人”，不受城市生活和定居农业的丝毫影响，满足于与他的动物一起经常性的迁移活动，没有长久的居所或遗迹。不过，只有一小部分游牧人能维持这么单纯的生活方式，也只有那些保持小规模部落组织的游牧人可以保留住他们的流动性和自治权。然而，通常是有野心的部落首领会努力组建超越部落的联盟，把许多部落联系到一起，覆盖大面积的范围。为了建成这种联盟，大多数游牧首领发现了与定居国家进行贸易、加入他们军事联盟，甚至组建定居社会的益处，对于游牧首领而言，从邻近的定居国家获取资源，远比在一个干旱的资源分散的土地上建立政权更加容易获利。
如今许多学者相信游牧方式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的黑海地区，即今乌克兰大部。大约公元前4000 年，农民们离开肥沃的黑土区进入土地贫瘠的地区，学会用车运输，*终学会骑马。考古学家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像拉铁摩尔一样重视驯马的重要性。一旦这些人学会骑马，他们便获得巨大的力量和机动性。他们会向四面八方迅速散开，往东穿过中亚到蒙古、中国东北再到中国内地，向南通过伊朗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向西深入中东和非洲。与此同时，中国**个定居方式的国家形成于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中叶，他们从*早的发源地，位于今天西安的附近地区向北、西北和东北扩展。
定居的国家和游牧的联盟相遇，产生军事冲突、文化交流和技术进步。游牧人发展了移动工具和战争武器：马术、马车和后勤服务的网络体系，这些让他们可以利用骑兵打败定居的国家。定居的国家认识到，为了对抗游牧者，他们也必须骑到马背上，获得马车，并且学会结合骑兵和步兵的军事技巧。此时，“夷”的术语被定居的政权用来指称那些移动的人群，这只是一个通称，并非种族名称，尤其谈不上是带有轻蔑性的用语。但是到了公元前**个千年中期，这两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把对方明显区别开来。
中国境内定居的诸侯国依次巩固他们的资源基地，和游牧的骑兵结为联盟然后与竞争的国家交战，特种部队掌握马术，并用从草原带来的新的冶金术改良武器。
尽管在他看来，游牧人与定居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后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家们比拉铁摩尔还要更多地强调游牧联盟与定居帝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军事冲突。拉铁摩尔本人就“影子原理”发表了意见，认为游牧国家的创始人靠着他们邻近的中华帝国获得新资源。通过掠夺和贸易，游牧部落的首领们获得农业产品、衣物和钱财以回馈他们的追随者们，通过这种方式，游牧联盟把他们的国家建造在稳定的中华帝国的阴影下。
安拉托尼?哈扎罗夫（Anatoly Khazanov）和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把拉铁摩尔*初的见解演绎成游牧国家形成的通论。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3 世纪之间匈奴联盟与汉朝、公元7 世纪到9 世纪突厥帝国与唐朝的兴衰相一致，也可以解释公元9 至13 世纪之间辽、金与西夏与宋朝争夺中国疆域的原因。只有蒙古元朝从1279 年到1368 年短暂地征服过所有汉族中国疆域的核心地带，不过，它在定居区域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地盘留作宫廷与游牧依附者所用。
财政制度与边疆理论的革新
之后的分析家们进一步充分阐释对拉铁摩尔模式的反对观点。财政制度是一个拉铁摩尔没有详细讨论的话题，但是它却似乎在游牧帝国和定居帝国的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所有帝国都需要财力资源来供养军队和官员，但是草原和农耕地区生产条件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同的税收方法。草原与农耕地区差异的程度随着朝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每个游牧政府都得适应中国的制度以便实现对定居地区稳定的控制。为了统治定居的人群，他们需要一套官僚机构，同时还需要财政收入。移动的游牧人不可能对他的依附者征很高的税，因为若是如此，对统治者不满的仆人只需要离他而去就可以免于被征税。他们靠的是允诺掠夺中所获的东西以吸引更多有野心的勇士。然而，统治定居地区时，游牧统治者拥有可以掠夺定居人群的优势，他们只需要识字的办事员、人口普查以及一个负责税收的官僚体系就可以做到这点。
当每个主要的游牧政权将统治延伸到中国时，都设计了不同却越来越成熟的财政机构。魏特夫和冯家昇的研究对象辽朝，在东北地区的游牧区和定居区维持独立的政府管理。金朝的势力极大地向中国南方拓展，它通过聘用大量的汉人公务员以增加其官僚机构。到13 世纪蒙元完全征服了汉人的中国，通过在其自身军事机构中运用前朝宋朝的方法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财政机构。中文历史文献中把这项改革归功于契丹人耶律楚材，是他劝说大汗，对那些定居的人群征税远比把他们赶尽杀绝以便为马场腾出地方要有利得多。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都显示出游牧和定居的政府对待土地和人口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定居政权而言，他们为了对抗草原的征服也会在机构上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有部分突厥血统的唐朝统治者在巩固的汉人政府机构之外，另行设计一套新的以军事需求为目的的财政机构。大多数税收是谷物、布匹和劳役，而且大多数经济独立的农民还需要服强制的兵役。此外，唐朝还利用军屯：士兵既要保卫边疆，也要开垦土地，这是自汉代以来在边疆地区施行的政策的延伸。
受辽和金的入侵被驱使南退的宋朝被迫过分依靠商业税收来维持军队的开销，和支付与金朝签订的和平条约产生的高额赔偿金。过分依赖商业税在中国财政实践中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意味着与汉唐制度显著的断裂。汉唐时代已经建立了一套国家对诸如盐、铁等的生活必需品的垄断贸易，但不针对常规的贸易税收。宋朝却扩大国家垄断贸易的范围，并从商业税中获取绝大部分开支。
我们认为，如果宋朝没有丧失对其根本的北方农业基地的控制，那么它也不会被迫如此强烈地改变财政体系。从这个方面来讲，宋朝的例子证实了拉铁摩尔关于边疆经验会引发制度变迁的观点。
然而，明朝（1368-1644）反击游牧的影响，并创造了使汉族中国与边疆相隔绝的*长历史。明朝的开国皇帝来自中国南方，带领农民军队赶走元朝统治者，并在南京建都。他的儿子，也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为了抵抗蒙古的攻击，在北京建立了第二个首都。在北京的第二个都城的位置和布局也显示出对边疆的关注是如何塑造出明清帝国的架构的。北京的位置和设计结合了地缘思想和风水考虑。按照汉族中国的观点，北京地处北方边界*北的位置，正好位于蒙古草原和东北森林的边缘地带。第三代明朝皇帝把北方首都安置在草原附近有助于其军队更好地抗击蒙古人，其北有山脉的保护，紫禁城坐北朝南，面向太阳的光照。
明朝的奠基人也曾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把明朝的财政体系和经济拉回到以农为本，包括废除商业税、通过再次使用纸币（以失败而告终）以摧毁货币的流通等，然而边疆的诱惑依旧。1449 年，一位倒霉的明朝皇帝想入侵蒙古，却反成蒙古可汗的俘虏，在他回来以前，北京的政府工作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主持，生活一如往常。从15 世纪中叶到17 世纪中叶，明朝官员致力于把草原文化隔离在*远的距离范围之外，并*终建造了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几千英里长的长城，以保护这些地区免于游牧民族的掠夺。然而，即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明朝仍然与蒙古人进行活跃的贸易，用茶叶和丝绸交换蒙古的马匹，与前人如出一辙。
清朝统治者是满人，与中欧亚人群有着紧密的联系。和蒙古人一样，再次成功地把游牧草原和定居地区统一在同一个政权之下。但是清朝却不像以前的征服王朝一样短暂，其统治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清朝军队自17 世纪中叶始与一支主要的游牧竞争对手——活跃在西蒙古高原、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准噶尔蒙古王国展开了决战，直到18 世纪中叶将之消灭。1 在这场战争中，清朝统治者对帝国的财政、交通和行政组织进行了改革，再次体现出因边疆危机而产生的创造性影响。理藩院是政府设计的处理中欧亚地区使节的独立的分支机构，军机处是一个为着处理紧急军务和经济信息之用而设的交流系统，税收和人口登记制度的改革以及处理外贸商务的新举措（先是为了处理与喀什噶尔的贸易，后也在广东用于与英国人的贸易）等，以上这些变化都源于清朝向远方的边疆地区的扩张。当清朝在18 世纪停止对外扩张的时候，清朝也丧失了大量的活力，等到了19 世纪，面对西方强权的攻击，它更是手足无措。
以上有关王朝扩张和变革的简要叙述受到了拉铁摩尔有关边疆危机在驱动中华帝国进行革新所起作用的突出见解的启发，显示出当代学者对其有关内亚边疆对中国政府发展的影响的关注的延伸，发现了边疆危机在所有主要朝代中对于制度改革、文化取向和军事策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
当拉铁摩尔于1934 至1941 年间做《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时，他写了一系列有关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在当时发展变化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基于他有关中华帝国、满人和蒙古人之间长时期的相互关系的知识，他评价了20 世纪蒙古人的新地位。
蒙古人长期被分成地处中国的内蒙古和地处西伯利亚边界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而相当数量的蒙古人被置于东北地区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其他的蒙古人则生活在突厥斯坦和俄国。蒙古人分处五个地区，他们着力推动统一民族的运动，但是也遭受游牧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痛苦。许多蒙
古王公从与汉族商人贸易的过程中营利，而普通的牧民因为汉族的移民过着赤贫的生活，甚至失去生计。拉铁摩尔认为蒙古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因此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意义。
拉铁摩尔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日本确实想在20 世纪30 年代向蒙古扩张，以保证它对中国北方和东北的控制。1939 年在蒙古和东北交界的诺门罕发生了日本和苏联争夺中欧亚控制权的战争，日本的战败决定了中欧亚北部被苏联征服的命运，而且还让苏联军队同年腾出手来入侵波兰。
拉铁摩尔的政治分析没有引用环境决定论的阐释，他转而从王公之间、臣民之间、满族官员与将军之间以及汉族移民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蒙古过去与当时发展的过程。就这些分析而言，社会和政治冲突长期占据优先位置。然而，在《中国的内亚边疆》更宽广的时间框架中，拉铁摩尔对气候、地理以及结构的重视程度要比他在《太平洋事务》中的文章要强烈。跟随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解决了所有全球史学家们面对的问题，即如何权衡长时段的变迁与偶然事件的关系？相对环境因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社会政治的关系？又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容许与分离的历史分析相悖的预见性分析呢？不管正确与否，拉铁摩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都体现了一位娴熟的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功底。
拉铁摩尔支持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但是不像多数美国人，他的支持来自地缘政治的考量。他明白中华帝国的伟大历史赋予中国潜在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被动员起来，它将以积极的方式改变亚洲和整个世界。中国，这个曾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受害者，一旦学会如何独立，也会向其他世界上被殖民的人民展示如何抵抗外来统治。
然而边疆的影响仍然在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东北成为日本工业原料的中心来源地，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东北的争夺决定了之后的内战的进程。仅在1931 年日本入侵东北之后的数月，拉铁摩尔出版了有关东北的书籍，概述了长期发生在这片边境土地上的中国与中亚文化之间的碰撞。
拉铁摩尔把东北称作是一个“蓄水池”，从这里开始，游牧部落联盟一次次组织了对地处南方的汉族中国的进攻。东北也包括了一个可供汉族殖民者渗透的缓冲地带，以便支撑他们抵抗入侵。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汉族向草原的移民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长城也主要是一个防御的堡垒。他还把中国人争取安全的心态与美国和俄国那种侵略性、探险性的意识进行了比较。
拉铁摩尔似乎着迷于对扩张时期大批人群心理特征的大范围的归纳总结。随后的学者实际上也证实了他有关东北地区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的许多说法，尤其是那些来自山东和西部人群的差异。但是拉铁摩尔有关中国汉族整体性的更大范围的文化归纳，因过分强调种族分类以至于缺乏说服力。在中国其他地区，迁往边疆的移民的确看起来很像美国和俄国的拓荒者，他们积极开拓土地、寻求利益，并扩展与他们家乡之间的联系，在国外的华人也是如此。
尽管拉铁摩尔夸大了中欧亚在当时军事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对中国远离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边疆地带的关注对于我们如何看待20 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很多启发意义。目前，中国为了满足现代化的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它不仅要与中欧亚进行贸易，而且还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寻求贸易。全球性的边疆和地缘政治在中国的未来话题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抗日战争和内战的主战场都发生在汉人中国的核心区，拉铁摩尔仍然早已指出发生在清朝边疆地带的帝国主义思想将会延续到20 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