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卡在幻想未来自己灿烂的文学生涯时，曾经想过自己会因为即将给土耳其诗歌（现在卡觉得这个民族性的概念太可笑、太可怜了）带来现代派的创新而遭受非议和攻击，也曾经想过这种敌意和不理解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氛围。尽管他*近几年已是小有名气，可报上并没有刊登过这样的攻击和批评，所以，现在卡一直在琢磨“所谓的诗人”这一表述。 　　穆赫塔尔告诉卡，不要再像个靶子似的在大庭广众之下闲逛了，然后便扔下他离开了茶馆。穆赫塔尔走之后，卡的心里感到了一阵恐惧，他害怕自己会被杀死。过了一会儿，卡也离开了茶馆，外边还在下着雪，但雪花落得出奇地慢，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卡若有所思地在雪中走着。 　　一个人为了政治理想而献身，为了自己所写的东西而牺牲，这对于年轻时候的卡来说，是个可以达到的*高精神境界之一。等到了三十多岁，他目睹了很多朋友和熟人为了一些愚蠢甚至是危险的想法被折磨致死，或是在街头被政治帮派暗杀，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竟然是被自己手里拿着的炸弹给炸死的。这些人荒唐的人生让他放弃了自己的这一理想。现在他已不再相信这些政治理想了，可为了这些政治理想，他已经在德国流亡了这么多年，这也让他彻底断绝了与政治和自我牺牲之间的关系。他在德国的时候曾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是土耳其的某位专栏作家很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杀害的，对这一事件他很是气愤，对于死去的这位作家他也感到敬佩，但没有丝毫的崇拜。 　　走到哈利特帕夏大街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的交叉口时，卡幻想着从墙上的洞里伸出一支枪，把自己一枪打死，自己就倒在白雪皑皑的人行道上。他想象着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会写些什么。为了不把事情弄大，为了掩盖自己的责任，市政府和地方上的秘密警察组织很可能会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也不会注意到他是个诗人，不一定会把这件事给登出来。他的那些诗人朋友和《共和国报》的编辑们日后也许会把这件事给揭露出来，但这样一来，他的死讯可能会被塞到没人看的艺术版里，而即将发表的一篇评论他的诗作的文章也会变得无足轻重（谁会写这篇文章呢？法赫尔还是奥尔罕？）。要是真有汉斯?汉森这个德国记者，而且卡也认识他的话，《法兰克福评论报》也许会登出这条新闻，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西方报纸理睬这档子事了。为了安慰一下自己，卡想自己的诗也许会被译成德语登在杂志上，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要是因为《边境城市报》上的这篇文章被杀死的话，那完全是白死。卡很害怕，他怕死，但更多的是害怕在这个时候死，因为他和伊珮珂在法兰克福的幸福生活已经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卡的眼前涌现出了近年来被伊斯兰主义者枪杀的一些作家的身影：改信无神论、试图指出《古兰经》里矛盾之处的一个说教者（他们从他的身后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写专栏文章讽刺那些戴头巾和面纱的妇女，把她们说成是“步行虫”的主编（一个早上，他和他的司机一起被人用机关枪打死）；指出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与伊朗有关的专栏作家（发动汽车的时候，连同他的车子一道被炸到了半空中）—即便对他们心存敬爱之意，会为他们热泪盈眶，可卡还是觉得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决心有点天真。对于这些热情似火的作家或是那些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安纳托利亚偏远城市的小巷里遭黑枪的记者，伊斯坦布尔和西方的媒体根本就不感兴趣，这让卡很气愤，可让他更为愤怒的是人们很快就会彻底忘记这些作家。突然间他惊奇地发现，原来躲在角落里幸福地生活是非常明智的一件事。 　　卡来到了《边境城市报》位于法伊克贝伊大街的办公室。在除掉了冰的橱窗内的一角，他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就张贴在那儿。他又看了看有关自己的报道，然后走了进去。塞尔达尔先生的大儿子正在用尼龙绳捆着已经印好的报纸。为了让他们认出自己，卡脱掉帽子，拍了拍肩膀上的雪。 　　“我父亲不在，”小儿子手拿擦机器的抹布从里面走出来，说道，“您要喝茶吗？” 　　“明天的报纸上关于我的那篇报道是谁写的？” 　　“有关于您的报道吗？”小儿子皱着眉头问道。 　　“有啊，”嘴唇同样很厚的哥哥友好地笑了笑，然后说道，“所有的报道都是我父亲今天写的。” 　　“要是你们明天早上把这份报纸发出去的话，”卡想了片刻，然后接着说道，“对我来说，情况可能会很糟糕。” 　　“为什么？”大儿子问道。这个小伙子皮肤很光滑，眼神纯洁得让人难以置信。 　　卡明白了，只要用友好的语气，像孩子一样问他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自己就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些什么。就这样，从这两个壮小伙这儿，他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只有穆赫塔尔先生、祖国党市总部的一个小伙子和每晚都来这儿的已经退休了的文学老师努丽耶女士买了报纸；路要是畅通的话他们早就把报纸装上车子送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了，现在这些报纸只能和昨天的报纸一起压在这儿；他们俩明天早上会在城里把剩下的报纸散发出去；他们的父亲要是愿意的话，早上以前可以再出一版新的报纸；他刚刚离开报社，晚上也不会回家吃饭。于是卡说自己不能等着喝茶了，他拿了一份报纸便走出报社，步入了卡尔斯的寒夜。 　　小伙子们无忧无虑和无辜的表情多少让卡心安了一些。他走在雪中，内疚地问自己是不是太胆小了。有些作家是被子弹打死的，也有些收到了邮局送来的炸弹包裹，他们以为是崇拜自己的读者寄来的糕点，还高高兴兴地打开盒子，卡很清楚他们都是因为爱慕虚荣，觉得自己很勇敢，所以才会死的。比如说崇拜欧洲的诗人努瑞廷，他对政治并不是太感兴趣，几年前他写了一篇半科普性的文章，里面大多是些废话，可一份伊斯兰报纸篡改了这篇文章，说他“辱骂了我们的宗教”。为了不被大家看成是胆小鬼，努瑞廷便重拾过去的思想，军方支持的一家世俗媒体运用他也喜欢的夸张说法把他捧成了一个英雄，然而一天早上，绑在他汽车前轮上的尼龙袋子里的炸弹爆炸了，他也被炸成了无数的碎块。后来给他送葬的时候，空棺材的后面跟了一大群送葬的群众。卡在法兰克福的图书馆里看报纸的时候，在一些土耳其语报纸*后的版面上，看到过一些没什么意思的豆腐块新闻，通过这些新闻卡了解到，在这样偏远的小城市里，要杀那些前左派的记者、唯物主义者、批评宗教的人（他们害怕别人说自己胆小，装出一副很勇敢的样子，幻想着“也许可以像萨曼?鲁西迪一样赢得世界的关注”），不会像大城市那样使用精心设计的炸弹，甚至连一把普通的枪也不会用，那些愤怒的年轻伊斯兰主义者会在黑黢黢的街上赤手空拳把他们掐死或是一刀把他们捅死。所以，卡一边走一边在想着要是自己有机会在《边境城市报》上辩解的话，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是说“我是个无神论者，可我没有辱骂过先知”呢，还是说“我不相信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对它不敬”）才能让自己既不用挨枪子，又可以保存面子。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雪中一脚深一脚浅的脚步声，一个黑影在向他靠近。他胆战心惊地转过身去，却发现这个黑影原来是昨天这个时候他在萨德亭教长那儿见到的公交公司主管。卡想，这人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又为此感到很是难为情。 　　卡一边惊叹着雪花的美丽，一边小心翼翼地走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他沿着阿塔图尔克大街缓缓地朝下走去。后来那些年，卡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一直无法忘记卡尔斯美丽的雪，以及走在卡尔斯那冰雪覆盖的人行道上时看到的景象（三个小孩正在推着一个雪橇上坡，卡尔斯唯一的交通灯的绿色灯光映在艾登照相馆漆黑的橱窗玻璃上）。 　　在苏纳伊的基地—老裁缝铺的门口，卡看到了一辆军用卡车和两个站岗的哨兵。为了不让雪落到身上，哨兵们都站在了门内。 　　尽管卡再三强调自己想见苏纳伊，可他们就像是对待一个专门从乡下赶来给总参谋长递交请愿书的可怜虫一样，把卡给赶走了。卡其实就是想见见苏纳伊，让他阻止散发那些报纸。 　　自己的想法落空了，所以卡焦躁不安了起来。他想过要跑回旅馆去，可还没到**个拐弯处，他就进了左手边的“团结”咖啡馆。咖啡馆的墙上挂着面镜子，他坐到炉子和镜子中间的一张桌子旁边写下了名叫《被枪杀》的诗。 　　这首诗记录下了卡此刻的感觉：害怕。后来卡把这首诗放在了雪花图上“回忆”和“幻想”这两根轴的中间，而且他也亲身体验到了诗中蕴含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