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第4辑)

　　《中国文论（第4辑）》： 　　不过，人文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是有较强的连续性的，除去“文革”这样的极端之例，上述大小环境和事件还不足以破坏“龙学”的连续性。在上一个时期“龙学”兴盛和繁荣的背景下，进入九十年代后的“龙学”虽在表面上不再显得那样轰轰烈烈，但仍有不少学者坚守阵地，默默耕耘，从而留下了不少“龙学”成果。此期出版各类著作八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从论著的数量上看，可以说《文心雕龙》研究仍然是相当兴盛的。当然，单纯的数字有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的。就本时期“龙学”论著的数量而言，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期的不少专著是在各种丛书中出现的，如一些译注类的丛书；二是由于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加之出版业的空前发展，一些不尽成熟或缺乏创建的论著得以面世；三是此期的近千篇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收在各种有关《文心雕龙》论文集中的。正因如此，我们说本期的“龙学”较之上一时期的兴盛有所不同，实际上已不再那么热闹非凡而引人注目，而是进入了一个徘徊、反思进而总结的阶段，这与世纪末的整个学术氛围也是密切相关的。 　　此期*为重要的“龙学”著作，大部分具有总结的性质。首先是杨明照先生领衔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此书**次全面汇集和检阅“龙学”的成果，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集大成之作。牟世金先生主持编选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也是着眼现代“龙学”史的具有集成性的作品。其次是贾锦福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和周振甫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也是具有重要总结意义的“龙学”著作。冯春田先生的《文心雕龙语词通释》（明天出版社，1990年），则堪称一部《文心雕龙》语词词典。第三是各种总结性的文集，如牟世金先生的《雕龙后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祖怡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寇效信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及《张文勋文集》第三卷（《“文心雕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均为重要的具有总结意义的“龙学”著作。第四是具有集成性的专著，如林其锬、陈凤金先生的《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穆克宏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祖保泉先生的《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等。第五，本期的不少专著，都是作者长时期研究《文心雕龙》的结晶，如石家宜先生的《文心雕龙整体研究》（南京出版社，1993年）、韩湖初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孙蓉蓉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詹福瑞先生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平先生的《文心雕龙综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冯春田先生的《文心雕龙阐释》（齐鲁书社，2000年）等。除此之外，朱广成的《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李炳勋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新编》（文心出版社，1993年）、王明志的《文心雕龙新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李蓁非的《文心雕龙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林伯的《字义疏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于维璋的《刘勰文艺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灯的《文心雕龙辨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天道的《文心雕龙审美心理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杉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运熙、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周绍恒的《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学苑出版社，2000年）等，皆为各有所长的“龙学”专著。 　　本期的近千篇文章，首先是延续前一个时期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如祖保泉先生的《对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石家宜先生的《踏勘（文心）体系形成的轨迹》（《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1992年）、《理论体系探微》（《苏东学刊》2000年第1期）等文章，继续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和概括。再如施惟达先生的《文体论新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1期）、罗宗强先生的《刘勰文体论识微》、戚良德的《“论文叙笔”初探》（《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1992年）、黄河的《文体研究的美学意义》（《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祁海文的《关于“论文叙笔”的若干问题的思考》（《松辽学刊》1996年第3期）、林杉的《刘勰“论文叙笔”今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文章，则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继续进行思考。如罗先生认为，刘勰的文体论“不是狭义的纯文学的文体论，而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文章的文体论。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似可称之为文章体式论”，同时，“从《文心雕龙》文体论看，刘勰的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文学自觉思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自觉思潮的产物”①。可以说是对文体论的新认识。其次，是对“龙学”的各种反思。如杨明照先生《有重注必要》一文，就“龙学”的基础工程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流行数十年的范注本，“是在黄《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固然提高了一大步，有很多优点；但考虑欠周之处，为数也不少”②，因此实有重注的必要。笔者以为，这一建议是非常重要的，体现了老一辈“龙学”家的远见卓识。杨先生还列举了范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重注的初步设想”。③再如周绍恒先生对《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进行新考，认为清代刘毓崧成于齐代之说“不能成立”，“《文心雕龙》是在梁代成书的”④。周先生还对刘勰的出身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毫无疑问，刘勰是出身于士族，而非庶族。”⑤蒋世杰也对刘勰出身于庶族之说表示怀疑，提出：“论定刘勰出身庶族的依据不足，刘勰出身士族之说则不够准确；因此，提出刘勰出身士族‘衰门’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