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说:李国文讲最后的王朝

唐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成了上门女婿，遂定居下来。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漂”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漂”一族，遂下定决心来首都长安发展。
　　这位大师是中国文学史上*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他总是想尽一切方法释放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风采，突出他的欲望。一个人，像一杯温吞水，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是一种活法；同样，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忽而腾升，忽而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惊涛骇浪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活法。
　　李白的一生，近似后者。他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有寓意在焉。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
　　诚然，自信，是中国文人具有强势冲击力的表现；自信，也是中国文人能够在大环境中保持独立精神的根本。李白给中国文学留下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否则，中国文人统统都成了鼻涕虫，成了脓包蛋，成了点头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员司，成了跪在皇帝脚下“臣罪当诛兮”的窝囊废，恐怕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儿笔直、精神昂扬的作品了。
　　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什么叫狂放？狂放就是尽情尽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会别人怎么想。一个社会，安分守己者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一个文坛，循规蹈矩的诗人多了，老实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容易出大作品了。
　　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驯的大师。
　　此公活着的时候，就闻名遐迩、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许、藐视群伦。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做，也就放任自己这样做。这种率性而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所以，无论是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他那脑袋总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资本却是一穷二白。因此，他活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狂，对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杜甫写过一首诗，题曰《不见》，副题为《近无李白消息》：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盃。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此中的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杜甫说得夸张了些，但也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他的张狂，未必都欣赏的。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在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
　　《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你不得不对这位自我标榜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师，五体投地表示钦佩了。
　　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被收入《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地步。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其实，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做风雅状，装门面而已。即使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了不起的领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当一回事的。
　　1812年6月，拿破仑一世大举进攻莫斯科，曾经带了一个连的诗人同往，准备在他进入这座城池时，向他贡献歌颂武功的十四行诗；结果却大败而归，狼狈逃窜，诗人的鹅毛笔没派上用场。副官问这位小个子统帅拿这班诗人怎么办才是，拿破仑说：“将他们编入骡马辎重队里当力夫好了。”
　　这就充分说明，当政治家附庸风雅的时候，可能对文人假之以颜色，待之以宾客，而当他进入权力角逐的状态下，再大的诗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为可有可无、可生可杀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这两通吃了闭门羹的上书，并没有使他的清醒。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无独有偶，早在三年前，开元十五年（727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开元之治，史称盛世，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
　　王维的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那时的中国，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因之，唐朝读者的胃口，还没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读者的智商，还没有被训练到集体无意识状态。所以，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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