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译丛剑桥阿伦特指南/(美国)达纳.维拉编

１ 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新的评价

玛格丽特·卡诺凡

导论



初版于１９５１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确立了汉娜·阿伦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声誉，也被广泛认为是理解她作品的关键。因为，在这部作品中，阿伦特试图通过她对那场灾难的体验去理解极权主义，并由此阐发了一系列反思，沿着这些思想轨迹，我们才能理解她后来更为公众所知的理论著作的实质。这部著作问世半个世纪后，一种对于极权主义理念的兴趣重新兴起，但这个概念本身仍充满争议。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技术层面上使用这个术语，但阿伦特并不这样做，她在书中就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对现代政治危机的一种阐释与诊断，并且给出了忠告和药方。本章要说明的是，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与主流观点有很大不同。在本文的*后一部分，我将尝试对她的理论给出新的评价。



极权主义的两种概念



对于这个话题，几乎可以说，一千个作者的眼中有一千个“极权主义”，但是在探讨阿伦特对这个主题的论述时，很容易因为一些宽泛的相似性而把她与大多数其他理论家混淆。阿伦特像其他人一样关注“极权主义”这一全新政治现象：它以无所不包的世俗意识形态实行史无前例的压迫。她也像其他人一样在２０世纪中期的政治光谱中找到了极权主义“左”和“右”的表现形式。但这些表面的相似性，掩盖了更为重要的信息。我们必须认识到，实际上并不只是存在一种“极权主义模式”，而是至少有两种，它们又分别描述了不同的现象，导致了不同的理解，有着不同的理论与政治意涵。否则，我们对极权主义”就会产生种种困惑。

极权主义广为人知的模式（它也拥有很多的变种）为我们描述了一种完全均质的社会—政治体系：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蓝本所建立的国家，由凭借这一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一党领导，其施行压迫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它对其人民实行灌输，以确保他们不会背离正统。这种政治体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想要建立乌托邦的理论家有关；还有人解释说，它的冷酷、不为任何东西所动的状态及从中产生的持久性，是面对现代性焦虑的一种类宗教的解救方案。尽管我们通常把纳粹主义归入“极权主义”的条目之下，但*清晰的例子及其诊断与解决之道还是在斯大林式政体中*容易找到。若我们对其进行诊断，极权主义常被看作是由过于有野心的政治理念与激进行动导致的，而救治这种政治高烧的方法就是避免过于兴奋：降低我们对类似政治和理念的预期，回到自由政治、怀疑论哲学和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它们看似乏味无聊，但事实将会证明它们是无价之宝。

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阿伦特的观点与这些主流模式有很大差异，我们就无法对她的理论进行再评估。确实，在阿伦特那里，对“左”和“右”的同等处理是存在的（虽然只包括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体，没有把意大利法西斯、斯大林之前及之后的苏联也囊括进去），对压迫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也是存在的（尽管我们会看到，阿伦特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重要问题），但是她与其他理论家的不同点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这与她对纳粹主义，尤其是对大屠杀的关注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她为极权主义描绘的图像与我们更熟悉的其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说，主流观点描绘的极权主义是一个僵化的、整齐划一的、完全透明的、静止不变的冰冻之湖的形象，那么在阿伦特的理论中，极权主义是一场将其所过之处尽皆摧毁的山洪，或者说是一场将所有属人之事化为乌有的飓风。“极权主义”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体系，相反，在阿伦特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一种混乱的、非功利的、狂躁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目的是摧毁人性以及使政治成为可能的人类世界。



来自奥斯维辛的观察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合三部于一：“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其中包含的理论颇为复杂，极难把握。本段将举例说明阿伦特极权主义模式的数个十分明确的特点，而下一段将试图说明阿伦特看待这些新现象的方式。也许，我们可以从她强调过多次的一个主题中寻找切入点：阿伦特一直关注的那种政治现象的全新性。“我们关于极权主义所知道的一切都昭示着一种恐怖的原创性……它的各种行径无不构成了与我们全部传统的决裂……”换句话说，极权主义说明了人类开始的能力，以全新的、偶然的、不可预见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种论调在她成熟的政治理论中多次若隐若现。但是，极权主义全新性之悖论在于，它同时展示了对人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思考与行动之能力的悍然攻击。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新的现象昭示着一种自我毁灭，这种自我毁灭，她称之为“深植于现代人心中的、对不是他亲自制作的一切事物的怀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极权主义运动要求掌控无限的权力，但这被证明并不能带来乌托邦的建立（乌托邦自身也会对权力及可能性做出限制），恰恰相反，它只能导致毁灭。这些新政权在其“实验室”（集中营）中的全面支配“实验”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建立全面权力的代价就是将人类的多样性一扫而空。我们这些人类与禽兽相别的关键之处，即我们独特的个性和自发思考与行动的能力，使我们的行动不可预期，因而阻碍了那种奴役我们的集体运动之企图。只有独夫（ｏｎｅ）才是无所不能的，而分别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发现的、通往这个终极目标的道路，就是一手恐怖统治，一手意识形态控制。

阿伦特指出，如集中营所实施的那种“全面恐怖”，是“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它并不仅仅是杀死人们，而是首先摧毁他们的独特个性与行动能力。任何残留的自发性都会成为全面统治的障碍。“全面权力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才能被实现和维护：这个世界是一个只有条件反射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哪怕是一丝自发性的世界，它只是一个木偶的世界。确切地说，正因为人类的禀赋是如此伟大，除非他成为一个只有动物属性的人，成为一个标本，否则他不可能完全被支配。”跟通常的暴君所采用的暴力和压迫不同，它（极权主义）采用这些手段并无功利性的目的，譬如镇压反对者之类，实际上，当它真正的反对者已经被镇压之后，极权主义才达到其顶峰；它的唯一功能就是通过消除一切人类的独特个性来推动全面支配。“人们依据常识认为，既然大众柔顺如羔羊，那么这个恐怖的巨大机器就应该是多余的；如果极权主义统治者能说实话，那么他们会回答说：这个机器在你们看来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于将人们变成多余人。”

刽子手们通过消灭人独立思考和体验的能力，强迫他们跟这场毁灭运动捆绑在一起，这样，意识形态就补充了恐怖的不足。意识形态，亦即伪科学的理论，声称看透了历史，给予其信徒“关于过去的全部解释、关于现在的全部知识和关于未来的可信预见”。体验得到的实在与注定要发生的事相比，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将意识形态思想从常识和实在的限制中释放出来。但是，在阿伦特看来，他们所提供的*危险的机会（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在于他们强调逻辑上的一贯性。两个领导人都自夸其无情的理性，借助这种理性，他们从种族或阶级的斗争引申到对*后的“客观敌人”的屠杀。在他们手中，意识形态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而只是某种机械的演绎推论，以确定哪个群体应当被消灭。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代替了自由思考，引导人们剥除自己的个性，直到他们融入全面支配的非人格化的运动，成为其一部分。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现状的合法性：他们描绘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残酷而试图毁灭一切的斗争。

于是，全面权力实际上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毁灭。极权主义政权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加速自然或历史铁律所宣判了的死刑的执行。阿伦特指出，两个极权主义领导人都强调历史必然性：或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经济规律行动，或是按照为种族优势而斗争的生物规律行动。为了把极权主义与在它之前已经有过的不胜枚举的暴政区别开来，阿伦特对此特别进行了强调。暴政的特点是没有法律：有限政府意味着其权力为法律所限制，而暴政意味着无视这一切界限，暴君可以将他的意志加于全国。但是（正如其追随者所感受到的），极权主义从这个方面来说并非无法无天，尽管它的法并非保护权利的公民法，而是预设存在的自然或历史的“法”。

根据这些无情的法则，人的存在由集体（种族或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构成，而这些集体的运动就是历史的真实意义。对极权主义来说，“所有的法则已成为运动之法则”。在这疯狂的力能论面前，没有任何一种稳定的制度或个人自主性被允许存在。“人们设计了全面恐怖……以将自然或历史的法则转化为现实”，并且确实扫清了道路，“以确保自然或历史的力量可以在人类世界肆意横行，无需顾忌任何自发性的人类行动”。人（即使是统治者本身）必须为这些力量服务，“要么驾驭这辆战车并为其胜利而欢呼，要么被它无情的车轮碾碎”，而对“摧毁了人类多样性，并且塑造了永无失败的、其行为看起来就是历史或自然进程一部分的独夫的恐怖铁链（ｉｒｏｎ ｂａｎｄ）”来说，任何个性都不受欢迎，都应被抹去。

阿伦特给出的对掌权的极权主义的描述与我们熟知的拥有整齐划一制度的全能国家的形象有很大差距。与这种整齐划一相反，它没有固定的形式，如一个不断革命、不断扩张的狂热漩涡，丝毫不考虑功利性的因素。它的核心制度并非公务员或军队，而是秘密警察，他们甚至有一个功能，就是摧毁普遍常识意义上的理解。在过去的暴政中，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对反抗政权的隐蔽活动进行侦察，但他们的极权主义接班人则不再关注个人实际上可能做了什么。“嫌疑犯”被“客观敌人”所代替，后者无需任何颠覆性的思想或言论。在适当的时刻，这个杀人机器本身会要求秘密警察成为牺牲者；如果意识形态灌输很成功的话，秘密警察会发自内心地对自己提起诉讼，认为他犯了政府所要求的罪行。

总体来说，阿伦特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变幻莫测的、吊诡的新现象，它在某个时刻不仅证明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证明了人类致力于破坏事业的潜力。由于人类行动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全新之物），极权主义这一现象显示，从各种偶然性逃离使他们和其他人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的浮萍。对极权的追逐导出的是无能：“一切皆有可能”*后只是证明了“一切皆能被摧毁”。阿伦特对传统的那种假设“人性”会对人的权力加以限制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她以颇为苛刻的语调评论说：“我们已经看到人的权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真的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东西。”如果人决定放弃其所以为人的因素而自堕成为野兽，人性不会阻止他们。



搜寻极权主义的元素



尽管开始于完全不同的背景环境，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却殊途同归，这说明在这两个政体中发生的事情不能被单纯地归因于德国或俄国本国的历史。在阿伦特看来，使这种现象成为可能的关键因素在于一种广泛存在的“多余感”，正是它为有计划地铲除人类个性的行为铺平了道路。“政治、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成为极权主义机器的共谋者，它们精心谋划，就是为了使人变得多余。”不仅那些失去稳定世界的无根之人容易成为恐怖的牺牲品，而且，世界的崩解也摧毁了人们对现实的把握。这样的人十分容易接受一种可能是愚蠢的，但至少首尾一致的意识形态，也容易迷恋于那些能够提供替代性现实（尽管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的运动。不止如此，稳定人类世界的坍塌还意味着通常存在的对可能性的制度性及心理性限制不复存在。但是，极权主义运动与政体所利用的这些条件与特殊的组织方法究竟来源于哪里？这种虚无主义飓风到底当作何种解释？

阿伦特的大部头著作中有三分之二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她并不是在探求“原因”的意义上来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也不是为了能够在原则上预知其出现。她坚持认为，人类事务的领域中不存在任何决定论，人类事务的领域是新行动与无法预知的事件的领域。她为我们提供的替代选项是“对那些积聚成极权主义的因素进行历史性探究”，并且她选择的这些“因素”总是令读者大吃一惊。她著作的**部分探讨的是，为什么犹太人被特别地列为大屠杀的对象，要被从诸多民族中抹去；这在她对纳粹主义的强调中是重中之重，尤其在研究集中营时更是如此。但是，她论证的核心在于第二部分，也就是“帝国主义”，因为她论证说，帝国主义为极权主义准备好了舞台，并为其罪行的实施者提供了有用的条件及先例（这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是英帝国主义的德国版本）。

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来看一些她没有关注到的地方，并对其加以解释。我们看到她为何不讨论德国与俄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很多人都试图从这些历史背景中找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解释；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忽略了希特勒与斯大林的个人角色，以及他们应为这些灾难性的事件负的责任；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她对极权主义运动及其政体领导人所处的关键地位的看法，而且她认为苏联只有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才是极权主义国家。*后，与大多数其他研究极权主义的理论家不同，她并没有从智识上追溯极权主义的起源。尽管在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她开始了追溯斯大林主义根源的一系列写作，勉强承认马克思理论（甚至是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对斯大林主义的产生有所推动，却依然否认其间存在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她在追溯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先驱的时候，将戈比诺（Ｇｏｂｉｎｅａｕ）以及其他人的理论列入其中，但同时评论说，“在观念睿智而仁慈的人与行为残暴而兽性的人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鸿沟，任何智识上的解释均不能在两者间建立联系”。在其他地方，她还这样写道：“在极权主义中，真正史无前例的要素并非其意识形态内容，而是极权主义支配这个事件本身。”

然而，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可以理解这一事件，只要我们看到，尽管是经过极权主义运动才得到发展，但那种思考、行为与组织的模式早有先例。这些事件扫清了一切阻碍它的政治、社会结构，为极权主义铺平了道路。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前提与先例都可以在某种趋势带来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剧变中找到，它就是“帝国主义”；在１９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初期欧洲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征服中，在欧洲的国家、经济体与社会本身的瓦解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身影。阿伦特讲的故事之大部分，正是一段关于被冲破的结构与被连根拔起的人民的记叙，它从整体上描绘了一种人类文明世界的大规模沦陷。因为要成为文明化的人（而不仅仅是自然族群的成员），我们就需要栖息在拥有稳定结构的人造世界中。我们需要以法律限制自身，需要被赋予权利，需要某种社会中的位置以形成并发表我们的看法，需要某种共享的现实以获得共通感。

阿伦特指出，大部分极权主义运动的新成员都是“大众”（ｍａｓｓｅｓ），即那些无根的、迷茫的、对真实世界与个人利益都缺乏清晰感觉的人，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已为失业、通货膨胀、战争与革命所摧毁。但是，他们的情形不过是某种更广泛存在的“多余感”的一方面。如果说这些无助的、被动的人在理想上适合充当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旧的“多余”的人群中则诞生了领导者与积极分子，阿伦特将这些人称作“暴民”：由经济增长推动而产生的令人不安的地下犯罪与暴力集团。帝国主义已经塑造出肆无忌惮的环球冒险家，并且在他们中培养出了“以玩世不恭的精神犯罪的无限可能性”。这种虚无主义及其实践又被那些试图仿效帝国主义的运动重新输入欧洲，成为极权主义暴力的来源之一。

但为什么这种暴力如此轻易地使如此众多的人受难？欧洲保护个人权利的传统出了什么问题？阿伦特在“多余”的另一种体验，即“无国籍状态”中，找到了部分答案。纳粹为了“*终解决犹太问题”所迈出的**步，就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犹太人成了**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增长的无国籍者中的一员。这些人并非犯罪者，却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政府想要他们。在“民族国家的衰退与人权的终结”这章中，她描述了这些事件是如何揭露古典欧洲国家的致命缺陷的。民族国家观念假设，必须对它的所有居民的权利给予一种文明的、法律上的保护，只有能够成功证明他是国家成员的人才能享有权利。没有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权利，任何一个“自然”人都不过是个废弃物，即使在自由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如果纳粹将一个人扔进集中营，但是他成功地逃了出来，比如说，逃到荷兰，那么荷兰人又会把他扫进收容营。”“多余”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人，正是极权主义恐怖的理想牺牲品。

阿伦特的一个写作主题正是文明的脆弱性：一旦保护它的世界被一种无情的动力所粉碎，它是如此容易被野蛮主义所取代（甚至在欧洲中心地带）。她将这种忽焉如梦的运动原动力归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并像马克思一样论证说，力能论就是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它源自固定资产向流动财富的转化。在资本主义冒险之前，财产本来是维持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力量，但当它变成了资本，它就变得流动且具有扩张性，不再顾及现存的任何国界、制度以及自然的限制。在１９世纪帝国主义时期，经济动力驱使一个人的资本经董事会流出，突破民族国家及其制度的疆界，成为“弥漫于整个世界，使世界变得荒芜的、对权力的无止境追求”。“扩张就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杰出代表者塞西尔·罗德斯如是说，“如有可能，我要吞并所有星球。”阿伦特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以及她所指出的其他因素导致了极权主义，只是说极权主义的新颖之处能够参照这些先例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具悖论意味的特点就是，它的领导人在自称信仰必然性的同时将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为了给这种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以及一种为无情进程服务与奉献的古怪结合体找个先例，阿伦特将视线转向了大英帝国的帝国官僚与秘密特务，这两个机构都有着行动性、独创性与理想主义的色彩，并致力于为“历史与必然性的秘密力量”服务。为了遵循帝国的“扩张法则”，他们时刻准备着打破一切常规法律，这揭示了帝国主义破坏政治制度、摧毁政治责任的一种方式。无休止的运动，为扩张而扩张，掩盖了对其他一切的关注。但是对纳粹主义来说，它*容易辨别的帝国主义前身就是种族主义，它提供了将离乡背井的人们集中在一个不需要稳定的制度结构的共同体中的途径。在种族主义运动中，宣称属于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的依据，并非你做了什么事，而是你在遗传意义上是什么人。一旦这种思考与行为方式被建立起来，人类事务中的人性部分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也就为极权主义恐怖的实施准备好了条件。

为什么犹太人会成为纳粹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大牺牲品呢？阿伦特强烈地反对那种认为这纯属意外的观点。她的论点是，在纳粹那里，反犹主义之所以成为极权主义其他因素结晶的依托，是因为犹太人与国家及社会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以特别的方式被卷入那些因素中。在她的论证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犹太人自身（像其他在这些事件中随波逐流的帝国仆人一样）也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因为种族以及秘密参与全球权力运作而形成了一种无根的共同体。早期反犹主义者因此而畏惧犹太人，但纳粹将这个种族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可供仿效的模板，一个必须超越的对象。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在没有国土、没有国家的同时保持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是唯一看起来已经以种族形式组成的政治体。现代反犹主义不仅想将犹太人从世界上抹去，而且想模仿他们赖以组织在一起的那种力量”。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教训



再次回到阿伦特的理论，我们很难不为其奇特而感到吃惊：她所描绘的现象不仅可怕，而且荒诞、无意义，相较主流观点所勾勒的极权主义模式要难以理解得多。通常理解下的极权主义虽可能令人恐慌，但看起来仍是自由民主政体的一种可行的替代品。与此相对照，阿伦特描述的是一种纯粹破坏性的、毫无结果的现象。尽管她的书初版之时，斯大林仍然健在，纳粹也刚被粉碎不久，但她已指出斯大林体制命不长久。这样一种政治飓风不可能建立起稳固的体系，为维持其动力，它会不断征服世界，直到以失败告终并崩溃。也许（她认为）在她那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它的结局，当极权主义消失之时，它“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筋疲力尽的人民、经济与社会混乱、政治真空以及精神上的迷狂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即使这样，无论出于实践上的理由，还是理论上的原因，极权主义在她看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

实践上的理由就是，它极有可能卷土重来。“极权主义成为这个世纪的灾难只是因为它以如此恐怖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这为我们可能面临的新困境亮起了红灯。首先，这么多没有意义的毁灭都与不断增长、广泛散布的“多余感”有关。政治剧变、社会游民、失业与人口过剩，都会鼓励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出现。但是，这些新的诱惑和机会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出现的：那里人们的力量从未如此强大过，人们越来越不会对一件事无动于衷，并且人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的命运成为一体。对于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人类必须共同肩负起责任，在没有传统权威的指导下有所作为。阿伦特总结说，“这是一项决定性的、史无前例的伟大任务”。

试图理解极权主义现象的理论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点很简单，人们需要通过理解“参透现实，并与其相协调”。“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星球当作自己的家园，尤其是在这样做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本世纪，我们就必须努力参与到与极权主义本质的漫长对话中来。”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空前的、灾难性的事件揭示了人的境况中那些重要的、一直被忽视的特征。阿伦特书中前前后后，萦绕她心头的是整体上对极权主义的诊断式反思，这在她后期著作中有所发展。这些思考中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与自然及人类文明世界的关系。对那些在集中营里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的受害者，那些发现 “自然”权利空洞性的无国籍者，那些对人类世界边缘野蛮主义范围的帝国主义探索，对这种种一切的反思，使得阿伦特*终得出结论：“只有在为所有人打开了超越其自然性的大门时，人性才是属人的。”为了能够在我们的人类多样性中展现并行动，我们需要文明世界的各种框架、限定与设施，那个世界十分脆弱。



观察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越来越遭到怀疑、倡导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解开各政治体系的冰封并将其推动的时代；我们也许会说（就像很多正统的极权主义研究者一样），２１世纪的前景令人鼓舞。但阿伦特的理论提醒我们不可对此太过自信；前景喜忧参半，现在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