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

家 事苦涩岁月的记忆父亲篇我出生那年，父亲已六十三岁。这不构成自己对父亲情感浓浓却又印象淡淡的原委 。贴实的关涉还要回到父亲那边——如果他建立过赫赫功业抑或留下过斑斑劣迹，如果他对我有过高高的企求、重重的责罚哪怕狠狠地打过我一次，都会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但是没有。父亲没有十足的“味儿”、鲜艳的“色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规规矩矩的人，一个无求于利禄乃至疏淡于营生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儿子从没碰过一指 、骂过一声的父亲，一个对后辈的成长极少干涉而奉行“顺其天性而育”的父亲。在别人的眼光里，父亲*明白的身份是“前清秀才”。然而，这并不妨碍我认定他的淡泊世事，他并不以为这身份值当什么。文人的疏狂是有的，要不然就不会像玩笑又像当真地数落几位友人 ：“你是第几十名的举人呀”“你是个*百多名的进士呀”。如果不是废科举前的五六年，逢上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而奉制“丁忧”，他还会一路高中的。至今不明白他何以几次说到自己是“朝廷钦赐的举人”这样的话，跟何事有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类近乎标榜的言辞后面，除了表明他曾把科举之路看成过“自我实现”的途径，还分明着没把自己是秀才当回事，或者说，他不以为自己只是个秀才。我用“自我实现”说事，是因为有把握断定他的应试只是为了证明自我，所谓“学问在我”，对于他还该加上“我在学问”；否则，就解释不了其何以始终那么决绝地一次次排拒任何意义上的“就位任职”和各种途径上的“治家理财”。他既无捡拾“敲门砖”的心机，又无“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就是一个安于以诗为伴而隔膜于世俗也限制了自己的文人。如同其名“贻清”标示的那样，无衣食之忧的他只想认认真真地写诗、清清白白地做人。不难想见，实践这一意愿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他的另一个明白的身份便是承继了祖业的地主，这能“清白”得了吗？好在“限制”了他的秉性也“成全”了他。父亲那句“身外之物无足恋”的口头禅，确实不只挂在嘴上，也很可以证之其行。比如，很早以前，老家的豪宅被付之一炬，父亲异乎寻常地不甚介意，且为其常说的积善积德一直对纵火者不肯追究 ；比如，也还在民国时，离乡客居小镇之后，他就不再回乡，漠然于乡产、地租一类事体。虽无“毁家纾难”“弃产济贫”一类壮举，也就是当个随遇而安的“甩手掌柜”了。难怪到了土改时，故里以“开明绅士”视之，只是派人到小镇客客气气地知会一声，竟然没要他回乡接受当时无可规避的批斗。这也该跟他散淡到没有（政治）“立场”有关。依稀记得，当时在国民党军政服职的几个年轻人慕名登门，他与之有过几度随意的谈诗论文 ； 也依稀记得，家里几次隐匿过一位当新四军的族兄（我喊他“荣宝哥”）；眼见院子里一位新四军干部（我喊他“伯峻先生”）的老母亲备受欺压，便屡屡给予生活上的照应、接济。这些跟“政治倾向”无关，更没有迹象可表明是“同情革命”。他并非是个自觉地、高远地寄梦的人，坚守的大体只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善良。父亲一度日有诗作，如果积存起来，不会下于千余首，未能保留并背不出完整的一首，作为后辈，至今不能不以无知、失职自谴。模糊的记忆中，多数诗作大体贯穿着自然的崇尚、自在的述怀以及自由的向往。只是抗日烽火燃起，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素常散淡的父亲展示出了其激情的一面 ：幼时难解的一些律诗无法追寻了，此间连连写下多篇长调，断章残句还记得一点，比如，由“甲午一战海师空 / 我军势弱彼逞雄”领起，铺排开历史的回望 ；以“倭奴侵匮我东土 / 台上美人犹跳舞 / 下一令曰不抵抗 / 中原从此失门户”开篇，谴责消极抗日 ；用“半壁高悬太阳旗 / 义军一见泪如雨”描状十九路军的痛心疾首，讴歌其“二万雄师御外侮”，慨叹其“独力无援终何补”。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百无一用是书生”，也在此间高频率地出现，他是内疚于难尽效命报国的“匹夫之责”吗？他是在慨叹“吾老矣”的力不从心吗？父亲早年十分乐意接受一位诗友对自己的比称 ：“贻清先生是燕子，不入愁门。”据说燕子在梁上筑巢是会选择环境的，那标准便是安谧、平静的和谐之家。人们可能未曾去想，不入愁门的燕儿自身原是辛苦劳顿的，须得年年衔泥衔草地做窝、时时飞进飞出地觅食，并无闲适、潇洒可言。人间事亦仿佛如此，不愿“以心为形役”原是须得有前提、有条件的。经济条件并谋生能力的失落，子辈幼小的赡养无着，注定了暮年的“老燕”不能不陷入“愁门”。靠母亲去故里勉力耕织，当然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生计。小时候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境至今记得 ：说不定何时一觉醒来，每每听到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大体是对“坐吃山空”的焦虑和前景黯淡的忧心。焦虑和忧心往往会导致父母的谈心转为让我不安的拌嘴斗气，我知道，这莫名的宣泄饱含了无依的悬悬、无尽的惶惶以及无奈的戚戚。样板戏风行那阵，我特别容易动情于“小铁梅”的“提篮小卖拾煤渣”，就是彼刻不能不联想到当年自家情景而深深自责，以为自己纵然不能“早当家”，也不该从没思量为分担家庭重负而毅然辍学。内心自然也明白，果如此，恐怕又无异给父亲造出一道心灵的创痛。就像那一年，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中专而未被录取，心安理得地当了小学代课教师。每给家里奉上微薄的工资，父亲初始不无欢喜，继而露出不安，后来有一次，竟久久沉默至于潸然泪下而不能自禁。代课只代了八个月，是父亲坚执要我回家复习，他心心念念于儿子的再度投考。在历经过科考中式又接受过书院熏染的父亲，把后代立身有本的期望寄托于学业有成十分自然 ；异于通常的是，为了供我读书，年逾古稀的他节衣缩食到苛酷的地步。记得有阵子，三日两头思量的就是家里可卖的东西，从玩物到家具，从衣饰到器皿，*后，连他视同生命的几箱古籍也变卖一空。直到自己就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日里，我在两种时刻特别容易牵动思情而黯然神伤。一是偶尔端起酒杯，不经意就想到已故父亲早年曾是位宏量的饮者，家境的拮据使他不得不戒了酒。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见到父亲喜形于色的样子，母亲破例让姐姐打来一毛钱酒，当然就是为他助兴的意思。不想吃饭前，碗底的那点酒被我误当做水，给倒了。虽然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再次掏了一毛钱，可父亲饮用间，那显然掺和了为破费而歉疚的微笑，久久地郁积为我心头的一份隐痛。二是当自己写作间点燃一支香烟，常会想起，为同样的原因，父亲不得不戒了烟。逢上写诗时，偶或想来一支助其构思，就会不无犹豫地掏出三分钱，让我帮他买上五根。这五根烟会应付上几十天，因为他几乎从不舍得一下子把一根吸完。好多年间，及于烟酒，每视为奢侈且每生莫名的罪感 ；而如今，倒上一杯、点上一支，已很为坦然。可见前贤说时间是“忘却的救主”，是须得我们深长品味的。我在各级学校当然都在贫困生之列，可父亲从未想过让我申请减免学费、领取助学金。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班主任周老师中秋节前来家访，适逢我们“举家食粥”，唏嘘不已的老师第二天一早便送来两条大鱼，临走前又主动启示助学金的事。父亲感谢着也尴尬着，终究还是不让我提起申请。多少年后忖度过 ：是“家庭成分”不好奉行“自觉”？是不愿接受“救济”已然自律成性？抑或还有些“君子固穷”一类的原则不愿违拗、有些“文人清高”一类的脾性难以弃置？虽然理不很清，私下却分明做出了一己的领悟且化入了个人的临世态度。譬若至于今日，自问一直注意“克己”“忍苦”，一直注重“自守”“自立”，应该跟“家风”的秉承、跟父亲潜移默化的濡染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