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佛在敦煌(精)

唐代前期的彩塑，在隋代三十余年间努力探索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首先，全部塑像已都是圆塑，浮塑已很少见到，在形式上大大超越了影塑、浮塑、圆塑三者互相配合的阶段。其次，在艺术技巧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写实手法大大提高，进入了人物内心刻画的新领域。
整铺的群像是唐代彩塑的主要形式，有说法相和涅槃像。
说法相以佛为中心，由近至远，按身份等级侍列成对的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以及胡跪的供养菩萨。一铺像少则七身，多则十余身。龛内壁画往往作为塑像的补充，例如阿难、迦叶身后画八位高僧合为十大弟子，弟子之外又画菩萨、诸天等，组成圣众行列，扩大了龛内的空间，构成了全窟的重心。有的龛内，塑、画结合成经变的形式，如第180窟正龛即是一铺完整的《弥勒经变》。
主尊佛像的坐式，一般为结跏趺坐或善跏坐。中国式的方领大袍代替了早期“曹衣出水”式的天竺袈裟。原来风流潇洒、儒雅清高的名士风度，已变成雍容华贵、庄严肃穆的神圣气概。
弟子塑像，庄重练达的老迦叶与聪敏睿智的小阿难，性格的对比更加鲜明。现存唐代前期十几身弟子像各有风姿，表现出塑工的卓绝技艺，其中第328窟和第45窟的弟子像更是杰出的作品。
菩萨塑像可分两类：一类是出现于唐初，多少还保留着隋末的余风，体态修长，亭亭玉立，璎珞严身，长裙覆脚，神情庄静，第41窟开元十四年的小身菩萨是此类造型风格的代表。另一类菩萨面相丰腴，长眉入鬓，肌肤洁白如玉，身姿婀娜，体态呈“S”形扭曲，神情温婉而妩媚，有如贵妇人的仪态；这一类都是盛唐作品，第45窟的两身菩萨是突出的典型。
唐代前期窟内正龛南北两侧的天王塑像，或可认为是南方毗琉璃天王和北方毗沙门天王。有西域式的形象，如初唐第322窟高鼻大眼、八字胡、顶盔贯甲的天王。也有来自中原的形式，如盛唐第46窟天王，头顶束髻，身穿光彩耀目的金甲，攥拳怒目，气势威猛。被天王踏在脚下的恶鬼，往往变形巧妙，粗短有力。
这样的一组彩塑群像，每身像各具不同身份，动态、神情和外貌各异，互相呼应，融为整体，展现出唐代雕塑艺术的高度造诣。群像的形式和组合是多样化的。如圣历元年（698年）建造的第332窟。窟内“冲浮宝刹，后起涅槃”，“傍列金姿”。所谓宝刹，即中心柱，柱前（包括南、北壁前部）设三铺立佛说法相，以示一佛三身；柱后在后壁塑涅槃像，是敦煌现存彩塑涅槃像中*早的一铺。
小型涅槃像中已有“佛母下天”和“舍利弗先佛入灭”等较简单的情节。大型涅槃像莫如大历六年（771年）前后的李太宾窟（即第148窟），已将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涅槃变。可惜，长达十六米的大卧佛及其门徒群像，均被清代改塑、重妆，已非当年的旧貌了。
除群像塑造方面的成就之外，唐代前期莫高窟彩塑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巨型佛像的出现。
社会经济力量空前发展，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于是雄伟、壮丽成为艺术家所追求的时代风貌。在敦煌，巨型造像应运而生。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在载初元年（690年）命令天下各州建造大云寺，延载元年（694年）又令薛怀义造夹纻大像。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题《莫高窟记》明载：“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卌尺。”这尊巨大的善跏坐弥勒像的出现，与武则天的上述诏令显然有关，而不是偶然的巧合。《莫高窟记》又记：“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现存莫高窟第96窟和第130窟各塑善跏坐弥勒像，分别高三十三米和二十六米，应当就是《莫高窟记》所称的北大像和南大像。北大像一再经晚唐张淮深、宋初曹元忠和夫人翟氏以及清代的富户出资重塑妆銮，其手势、衣纹、色彩均非原作，只有头部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南大像除右手为后加者外，基本上保存原状，比例适当，躯体健壮，曲眉丰颐，神态庄静，充分显示出盛唐风格。方锥形的洞窟，下大上小，与佛像造型恰相适应，使佛像显得很稳定，并有宏伟的气势。南大像与同样建造于开元年间的四川乐山嘉定大佛（高七十三米）相比，规模上虽远远不逮，但在艺术成就上似更为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