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

书摘 尽管“签订合同”的行为在中国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20世纪它仍然经历了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构，即开始由民间发展出的习惯法进入成文法的范畴。 20世纪初，清朝末年，帝国统治者一项非常重要的意愿便是改革帝国的法律体系。1907年，一个立法委员会得以成立，其目的便在于完成上述目标。然而直到清朝被推翻，委员会也仅仅有时间完成一份民法典草案。在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清朝就民法典的起草准备所做的工作得以继续。立法委员会在1925年完成了民法典第二草案。1928年，立法机关设立民法典委员会，被授权完成民法典的起草。而《中华民国民法典》*终的完成与公布则在1930年。这部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取自欧洲法律体系，而大部分内容中所使用的术语，则来自于日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政府几乎完全扬弃了过去的立法残留。《中华民国民法典》就像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通过的法律一样，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废止。 1950年9月，当时的政务院经济委员会颁布了《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然而，这部有关行政合同以及不久后颁布的关于商业合同的法令，都没能在实践中派上用场，这是由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级，以及“大跃进”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施行。而在1961年，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这项立法要求企业只能在相关营业范围内进入合同关系，并确认了此类合同的约束力。然而，这项立法又一次被束之高阁——而这次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后者使得立法与规则系统完全混乱，而国家也进入了真正的法律真空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而合同法的起草又被提上了立法日程。中国共产党再次赋予企业一项义务，要求他们在工业或农业的领域内进入合同关系。与此同时，合同法的成文化进程终于出产成果——《经济合同法》在1981年12月正式生效。这也是合同**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中得到明确规制。接下来的则是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7年《技术合同法》，辅助着1986年《民法通则》，通过大量的法律手段，来规制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所出现的大量经济、技术与金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过，由于立法的不断增多、调整与缺乏明确性，合同实践呈现出复杂险峻的样貌。终于，在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试图回应法学研究与实务界提出的批评与抱怨。 这部在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法律，废止了前三部合同法领域的法律，巩固了规制国内与国际合同的规则，并且建立了处理一般性与各种有名合同的现代化合同法制度。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量，中国立法者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立法经验——当然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日本，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合同法》同时确立了几项合同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包括合同自由、诚实信用与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合同法》的骨架。时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了成文法坚实的组成部分，而合同实践的发展也均围绕着这些基本原则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