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烟云

　　斗蟋蟀的书　　近来在报上常常看到蟋蟀的消息，说是什么花鸟市场出现了蟋蟀摊，每头有值百元的。又说沪杭线上因捉蟋蟀的人大量出现，对铁路造成了损害。因此想到过去看到过的有关蟋蟀的一两种书，找出旧笔记来，因摘记如下。　　二十多年前在图书馆看到一册怪书，是讲斗蟋蟀的，很有趣，也是很难得的本子。书是明刻本，但并非什么家刻、官刻，而是所谓“坊本”，也就是说是当时杭州书坊出版的一种通俗书，对象是一般市民，而非什么大人先生。自然，这和一些牛经、马经或医病便方之类的小册子又不同，它的对象总是有闲阶级，玩得起蟋蟀，有闲而又有钱，可以利用这种小虫进行赌博的人物。因此，从这种出版物的出现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有着这样的市民阶层，也是很有意思的。　　书名先就很怪：《鼎新图象虫经》，共二卷。看版式，大约是万历或较后杭州地区的书坊所刻。卷首属名也是出人意料的：“宋平章贾秋壑辑，明居士王淇竹校。”　　正像木匠祖师是鲁班，优伶祖师是唐明皇一样，斗蟋蟀者也找到了他们鼎鼎大名的“当然祖师”。尤妙的是把“平章”的官衔也抬了出来，而且不用“似道”原名，这都可以看出书坊编辑先生的并不高明，看来他是熟读了《红梅记》的。至于用“居士”对“平章”，那自然也是很妙的。　　但这却还是翻版。那祖本是明代徽藩所刻，卷首还有“嘉靖丙戌（一五二六）仲春下浣吉旦”徽藩芸窗道人的序。提起明代的许多藩王，他们在疯狂的享乐之余，也喜欢刻点书。不同藩王也都有不同的好尚，有的刻曲子，有的刻医方，有的刻乐律舞谱，有的就刻诗文类书……自然也刻道家、释家的书。这本“虫经”，不用说是王爷闲暇无事，斗蟋蟀耍子，积累了经验，编了起来的。贾秋壑之名，我怀疑只是书坊的假托，这位贾平章未必会有兴致写这样一本着作。　　这书是巾箱本。七行，十六字。版心上有“凤梧堂板”四字，下面是“虎林元板”四字。有图，刻的是种种不同的蟋蟀和养虫所用的盆罐。前有扉叶，大题“促织经”三字，当中是图案，两边有一副对联：“石岩调舌，金风不住催人织；□□□□，玉匣争强适主情。”书后还附有一卷《樗蒲谱》，是一种赌经，也有图，则是骨牌的名色。由此可见，这个小册子实在是赌徒的读物，可能还有其他名目，也许是一种小丛书。　　明代的蛐蛐罐也是有名的。宣德时苏州制品极精，雕镂人物、妆采，十分精巧。大老官讲究集二十四罐做一桌，每罐养蟋蟀一枚，有的一养就是数十百桌。新制成的罐还要埋在地下，去火气，使不伤虫。这些蟋蟀还要雇专人饲养。后来斗虫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赌博，那气势就更大，也更豪华。　　我另外还藏有一册《功虫录》，是光绪中的木活字本，也很少见。作者是“无闷道人”秦偶僧。他将平生所蓄的“名虫”一一着录，那名望如“真黑青”、“侯字青大头”、“珠顶白”、“青麻头”、“金背长衬衣”、“值年五色”、“铁色红牙青”……不一而足。每名下还记着年份与出处，以及重量，*重的一枚是“杭码九厘”的“大黑黄”，“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出长安张小和尚”。每虫必详细描写形状，并战斗实况。如记“乾青大头”云：　　交肩即胜。如遇名将，辄一口噙住，翘首前行，而敌虫并不能跳跃。比至放下，其虫已僵。宛如两将交锋，照面即生擒活捉，是即传说所称李存孝等类，其勇猛无可比方也。　　又记“真黑色白牙”曰：“自庚申乱后二十年，此虫猜放*大，得彩*多，是为功虫**。”这位心禅居士写到这里真是眉飞色舞，他的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小虫。“云台绘像，青史标名”，大概也是因为它们在赌场中给他赢得了不少银子的缘故吧。　　读书的回忆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我一直佩服并奉行着先生的这意见，从来就没有过写回忆录的心思。一方面固然因为还不甘心立即陷入无聊的境地；而过去的状况回忆起来也实在平凡得很，并无值得记下的有趣的经历。可是编者却一定要我写下一点读书的回忆，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惶惑。书当然已经读了几十年，经验么却实在并没有。我在大学里读的是工科，但个人兴趣却在文史方面，课余读书也都是随便翻翻式的杂览，并未受过正规的训练。说起来我还应该算是唐文治的学生，大学一年级时听过他老人家的课。课是在大礼堂里上的。他已经失明，由他的儿子搀扶着登上讲坛。他讲课的声音倒是洪亮的，中气充沛，所讲的内容可是早已忘记了。当时学校借用租界里震旦大学的校舍上课。那个图书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好的。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我借来看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印的“四部丛刊”二三编的另种。说也可笑，我对版本的发生兴趣就是从这种泛览中开始的。那真是随便翻翻，书的内容十之八九没有涉猎，注意的只是黑口白口，雕板风格，藏书印记，和张菊生的跋文。洪北江曾讥讽某些只重赏鉴而不注意内容的读书人为“横通”，我却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这种胡乱翻书的道路，至今也还是如此。横则有之，通则未必，这实在是使人惭愧的。　　一九四二年冬来到重庆，九龙坡的校舍里也有图书馆，可是藏书贫弱得很。记得只有一部也是商务印书馆印的“四库珍本”，因为受潮摊在操场上晾晒，随手翻检，找到一部方虚谷的《桐江续集》，读到“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时不禁大为感动。一个年轻学生为什么会为方回的垂老哀吟所震撼，当然是时世乱离所产生的回响了。　　抗战中在内地得书不易，后来流寓昆明、桂林更是无书可读。慰情胜无的好像只有开明书店发行的一种《国文月刊》，这里面有些文史论文，可以聊慰饥渴，一些唐诗宋词的名章俊句，读了真有如遇故人之乐。又不知从谁那里借到了几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内乱外患历史丛书》（记得是这个名目，可能不准确），所收都是晚明野史，真的是难得的宝贝书，耽读不倦。在那个大时代，来到昆明桂林这些地方，读着南明永历播迁的野史，不被打动是不可能的。昆明的华山西路五华山脚下有一块小小的石碣，刻着“永历帝灰骨处”字样。每次走过，免不了总要多看一眼。西门外莲花池畔有陈圆圆的几块石刻画像，上面写着她的小史和在此自沉的纪事。走过时就不能不想起三百年前的旧事，说是“发思古之幽情”固然不错，但这怀古是与伤今结合在一起的，并非一般的附庸风雅也是千真万确的。抗战中住在沦陷了的北平的陈垣为什么要写《明季滇黔佛教考》，那动机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又注意起晚明历史来，那原因就在此。　　昆明城里有一个翠湖，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个古色古香有趣的地方。一座小楼，四周是庭院，院子里有树有花，多的是昆明有名的茶花。天空碧蓝碧蓝的，有时候也飘过一朵白云，阳光洒满了庭院，更衬出了这个小院子的幽静。我抽空到这里来过几次，借南明历史书看。那时的眼界不宽，见书更少，凡有所得都觉得异常珍贵，我就用这些抄得的零碎材料写成了《昆明杂记》。后来到了贵阳，也跑过图书馆，写成《贵阳杂记》，记杨龙友的故事，因为他是贵阳人。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有空就跑跑旧书店，随意买书。我不想做藏书家，买书也漫无标准，但对南明历史的耽嗜却使我特别留意于此，很收集了一些，但其中无善本，无僻书。眼界是少少宽广了一些，知道这一领域实在广阔得很。买得谢刚主的《晚明史籍考》，从中得到摸索的门径；又见到郑振铎印的《玄览堂丛书》，接触到许多秘书佳册。因为编报，与吴晗相识，读了他写的一些别致的明史论文，像《社会贤达钱牧斋》这样的作品，谈的是旧史，却着眼于现实，非常佩服。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金陵杂记》与《旧戏新谈》就是有意无意地模仿了这种写法，取材也不限于晚明，凡有可供驱遣的史料，都收拾了来作为素材。至于较系统地进行研究，还没有这样的野心。　　郑振铎当时正编辑着大型刊物《文艺复兴》，他的文学史癖又发作了，计划编两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要我也投稿凑凑热闹，那时我正读吴梅村诗，就提出要为《鸳湖曲》写一篇笺证。一天晚上，在静安寺庙弄西谛的书斋里闲话，我说起搜集材料的困难，西谛就随手从零乱的书堆里拣出了一部《几社壬申文选》，说从这中间可能找到晚明文社中一些读书人的政论。这书是明崇祯刻本，在我当时看来正是名贵的善本，西谛的慨然相假，不少吝惜，使我非常感动。这部书一直放在我手边，直到解放后重见才还给了原主。远在北平的吴晗知道我在收集晚明党争的史料，寄来了一册《霜猨集校注》。这是孟心史的着作，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铅印线装小册，十分难得。其中有关周延儒和吴昌时的史料极为丰富，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在师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写成了“笺证”，算是几年来留心晚明史事的一点小小的结束。　　解放初期，江南旧家的藏书大量流出，晚明清初的禁书也时有发现。山阴祁氏的藏书中晚明史籍尤多。我所见到的有祁彪佳的疏稿，其中就有参奏吴昌时三疏的原件。彪佳日记中记崇祯末年与周延儒吴昌时的斗争，也都是**手的材料。又买得泉唐戴氏（熙）藏旧抄花村看行侍者的《谈往》，也是记当时党局朝政的可贵的史料。久想重写《鸳湖曲笺证》，但几次拿起笔来都又重复放下，觉得重写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时移事换，对南明史的兴趣也逐渐淡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