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丛书国家发展动力/中国道路丛书

倘若中国一直对外闭关锁国，于内讧乱扰攘，史学家将见证又一文明古国的衰落；假如中国急于事功，模仿苏联的休克疗法，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泱泱华夏仍将沸反盈天，朋党林立，寡头横暴征利，贪贿公行，剧作家乐得采撷丰富的素材予以揶揄讥诽；再或中国合盘西化，舶来民主，放任市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但谁能有足够的智慧为其指点江山，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发展呢？难道有着类似封建历史和庞大人口的邻国印度就是他们为中国力荐的楷模吗？殊不知，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显示，就在1978年中国改革初始之时，中印两国的GDP尚且不分伯仲，而光阴荏苒，历经近四十载国家的励精图治，人民的奋发图强，中国卓然跨入了持续高增长的轨道，2016年已领先于印度5倍之遥。这起码让两类从事转型研究的经济学派百思不得其解，一类属于宏观经济学派，另一类属于制度经济学派。其实，二者为转型政策开具的处方不外乎：私有化，自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技术外溢，等等。 在经济转型问题上，宏观经济学派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强调通过结构调整来对冲周期性危机，以放松管制后的自由市场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及持续增长，因此往往诋斥政府在经济规划、产业布局、基建投资以及企业所有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中国对这样的发展战略一直保持质疑的态度。首先制度经济学派会质疑，如果制度安排偏离了广为认同的公理，则社会势必乖舛迭生，政策改革无异于徒托空言。平心而论，为了自圆其说，那些程式化的经济理论都必定以建立超脱现实的假定为前提，并且在复杂的现实当中抽离出为数有限的变量，然后便可套用计量模型予以对比评说。分析过程是通过对比找出现行实践和所谓的*佳模式之间的差距，然后建议在要素配置或制度设计方面进行补苴罅漏。他们往往信誓旦旦，坚称如果一切都按照其框定的模型运转，那么转型中的市场就能尘埃落定，大致接近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模样。这种强加于人的方法为中国的体制改革设定了一个目标——将其转变成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的改革家虽然对各种治理和经济理论采取了包容的态度，甚至鼓励中外学者百家争鸣以便择善而从，但他们深知，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中国进行转型。照搬西方的教训殷鉴不远，推翻封建帝制并剪掉辫子的民国时代，选举制、总统府、内阁制、参众两院，各色民主建制一应俱全，但结果依然是军阀势力和阴鸷权奸横行朝野，假托民主之名争相为民做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黄花凋零，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不仅走出了百业凋敝、积贫积弱的窘境，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把邓小平崇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并将其言论和做法总结成“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宪法，但即使是他本人也承认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不过，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一点，那就是“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和差异，所以能够从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务实地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他们认定，改革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的承受能力，只能渐次推进，由点及面，贪功冒进势必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改革家以遵循常理和实干精神回答了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在基础能力尚且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工业化将如何实现？换言之，面对羸弱不堪的生产力和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遽然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管子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果敢的领导者不会坐等万事俱备而贻误时机，而是把经济改革视为一个循序渐进、不断试错的过程。不少人将如今的贫富分化归咎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这种说法失之偏颇，因为公允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忽视了改革决策者的初衷。改革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来注入新的动力机制，希冀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带动后进的人，*终共同创造一个繁荣而公平的社会。但是，“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通过推行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分工而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与之隔岸相望的深圳当时还是一个人口不过3万的小乡镇，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令当时的中国领导者痛心疾首；而更为严峻的是，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代表的人民公社的广大农民还在流离乞讨，广大市民仍然依靠各种票证维持*基本的生计。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任何的改变都意味着改善。但是，面对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惯性，特别是在取得成效之前，改变不仅需要打破僵局的勇气，而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在各种势力当中展示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正所谓，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因为过程一般是难以预料的，而关键在于结果。国之将兴，必听于民。他们期望以经济增长为先导，以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动力，缓缓牵动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法治建设领域，与其搭建浩繁的法制体系，还不如首开商业之条规，以应市场及契约所急需。全面创设比肩西方的法治环境，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目标。况且，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并未合盘照搬或嫁接西方的理论和模式，而是建立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混合体制，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正视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要在既定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寻找发展机遇。他们无意引进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要在风云变幻中力挽狂澜于既倒，复苏中国经济。他们没有冒进速成，而是适时调整了自身的定位，重新回溯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以顺理成章地接纳与资本主义相通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