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物

第1章
经济人的问题
250年前，让·雅克·卢梭邀请一些他《社会契约论》的读者一起探讨“人类实际情况”中的“法律可能状况”。1除他作品的语言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之外，如上表述仍可引发共鸣。我们都知道，若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政府必须了解人民对治理体系的看法，如法律、经济刺激措施或道德诉求等。民众将根据自身意愿、目标、习惯、信仰，以及可能对行为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道德因素来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做出回应。
但我们该如何理解卢梭提出的“人类实际情况”呢？
让我们先从理性人——经济人说起。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会普遍受自身观念影响。当前，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法律体系，或组建公司和其他私人机构时，我们应普遍假设人们——无论是公民、雇主、商业合作伙伴或是潜在的罪犯——都是利己和超道德的。部分出于这一考虑，物质激励措施普遍应用在如启发学生学习、提升教师工作效率、减肥、投票、戒烟，敦促人们由塑料袋改用环保购物袋、金融管理中的信托责任和基础研究等方方面面。上述所有活动都未利用经济刺激措施，而是通过本质的、伦理的或其他非经济方式实现激励的目的。
此假设虽已在法律、经济和政策制定界颇为流行，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无人真正相信人类具有利己和超道德的本质，而该假设本身是基于审慎考虑得出的，而非基于现实。甚至大卫·休谟都在为本书的题词*后向读者发出警告，该准则是“现实中的悖论”。
我希望能说服诸位，在制定法律、政策和组建商业组织时，*谨慎的行为模型便是让经济人充当市民、雇主、学生或借款人。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根据这一模式制定的政策有时会让超道德自私的普遍假设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接近真实，人们有时在激励措施存在时会表现得比没有时更加自私。第二，罚款、奖励和其他物质诱因效用通常不明显，不管它们为利用无赖、贪婪的本性而设计得多么精巧（正如休谟所说），激励措施本身无法成为善治的基础。
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善治所需伦理和其他社会动机的削弱会无形间对经济学家力挺的政策产生文化影响，包括覆盖范围更广、界定更为清楚的私人产权，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货币刺激措施更多地被用来指导个人行为。
我认为，这些和其他声称是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政策也将刺激利己主义的发展，并对市民文化中优秀品质的保持，如协作和慷慨造成阻碍。他们自身甚至会致使确保市场运作的社会规则做出妥协。所谓挤出效应引发的文化伤害也涵盖工作美德，如在申请贷款时如实上报个人资产负债情况、信守诺言以及在无人监督时还可以做到努力工作等。但这些或那些规则的缺失或让步会导致市场和其他经济体系无法正常运转。今天高效能的知识经济体比以往更需要来自社会规则的文化支撑。这其中，需要确保合作就是合作，如果有人质疑这一点，双方从交换中的获益将会因不信任的出现而大打折扣。
经济学家所持的矛盾观点仍然适用于市场外的领域，即采取“改善”市场运营所需的措施后将降低人们的工作量。而人的公德心、他们意图坚守社会规则的本质、意愿，在这些政策实施后将毫无用处，也许会不可逆地缩减未来制定更精细政策的空间。因此，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曾幻想是经济人发明了市场，但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超道德利己主义的泛滥或许正是居住在经济学家认为的理想环境下所造成的后果。
政策制定者或宪法撰写者可能面临的问题是：激励措施和限制因素对任何一种管理体系都是必不可少的，若在设计的时候将“人类实际情况”等同于“经济人”，任由利己主义发展，并打算利用其为公共事业服务，则会促使激励措施产生出乎意料及事与愿违的结果。但如果“经济人”是“人类实际情况”的准确描述的话，问题则不会出现。在那种情况下挤出效应不会显现。但在过去的20年间，多个行为实验（参见第3章、第4章、第5章）都充分表明，伦理和涉他动机普遍存在于人类各个种群中。实验表明，这些动机有时会被特定政策和激励措施（萌生利己主义）挤出。举例来说：在海法一家六日制托儿所中，如果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父母接孩子迟到的话，会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然而这一措施却毫无作用。罚款后，父母到达的时间比先前要晚2倍。212周后，罚款撤销，但父母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比规定的时间晚到（他们晚到的情况及同实验对照组的对比情况，请见图1.1）。

图1.1　海法托儿所实施“迟到罚款”措施后的结果（数据来源：格尼兹和拉切奇尼）
设置罚款后所产生的结果表明，经济激励措施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特定的负协同效应。为迟到定价，就好比将其挂牌出售，父母履行伦理义务的能力被削弱，不再积极地避免给老师带来不便，他们甚至认为迟到是他们可以购买的另一种商品。
我并不否认如果罚款设定得足够高，父母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然而，即使为每件事情定价的事情可以办到且可以找到合适的价格，此亦非明智之举（我们会发现，上述两个条件能同时满足的概率其实很小）。
*近的一次实验表明，在看到钱和提及钱后，孩子们的利他行为表现得会更迟缓，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不会积极地乐于助人。3
在另一项研究中，不足两岁的孩子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大人拿回自己够不到的东西。但当他们得知帮助大人会获得一个玩具作为奖品之后，“帮忙率”就下降了40%。这项研究的两位发起人，菲力克斯·瓦那肯和迈克尔·托马塞洛总结道：“孩子们刚开始有帮忙的意愿，但外在奖励出现后这种意愿就消失了。因此在社交行为中应关注这种现象，与孩子的天性相向而行，而非背道而驰，以便更好地展现孩子无私奉献的一面。”4
这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如今的情况是，经济刺激措施同伦理等涉他动机对有效施策都十分必要，但前者会削弱后者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将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呢？如果将两种动机来源都纳入考虑范围的话，政策制定者则有理由在其一揽子政策中将经济刺激措施置于次要地位。如果激励措施妨碍了社会价值观的实现，而激励措施和社会价值观两者都是必需的话，那么在此排挤效应情境下，人们将不如以往那般积极地使用激励措施了。
类似的推理会使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转而大力支持政府或非正式市场之外的组织。这种情况与迈克尔·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相吻合：“为人类活动定价将削弱特定值得关注的道德和公民产品。”5桑德尔在公众讨论“市场属于和不属于公共服务的情形”中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事例。黛布拉·萨茨在她《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买卖的——市场的道德底线》一书中为此提供了政治解释：政治平等是民主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基础，而限制一些市场发挥作用对维系这种政治平等非常重要。6而（与政府或其他配置体系不同的是）我所关心的已不再是市场，而是转向经济激励措施在有些情况下的错误使用问题，如市场、公司或公共政策。激励措施会排挤伦理和慷慨动机的情况恰恰是对桑德尔和萨茨论证的有力补充。
但同时也有事例证明激励措施本身并非一无是处。挤出效应反映的主要是人类激励手段的使用与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雇主包含补贴和监督的激励措施极有可能让雇员认为自己的老板贪婪、控制欲强，或不信任自己。激励措施甚至可能在无意间传递出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比如，在海法事例中，罚款让父母认为“只要付款，迟到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政策制定者除限制市场和激励措施外，还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他完全可以使挤出效应朝反方向发挥作用。基于此论证，一个新的政策范式出现了：传统的政策工具——如激励措施和惩罚措施——可以增强而非削弱公民伦理和涉他动机的作用，即可以提升法律约束和物质诱因的有效性。法律和道德可协同作用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由贺拉斯提出：“如果犯罪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凄凉的哀歌还有什么用呢？没有道德的话，法律将毫无用处，那么还需要法律吗？”（《颂诗集》，第三部，第24首，《致贪婪者》）7贺拉斯认为，法律和道德两者都是有序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应共同发挥作用。
我希望在此重申这一政策范式：即激励措施和限制约束同伦理及涉他动机之间具有协同作用。在贺拉斯之前，雅典公民大会曾对此范式的雏形进行过修正。另外，在前一部分中的海法事例提出后，我也解释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出现的原因。
一个新的政策范式应建立在“人类实际情况”的实证基础上，替换“经济人理论”或许是个开始。我们应将支配人类行为认知进程的新结论补充纳入此政策范式中。理查德·塞勒、卡斯·桑斯坦、丹尼尔·卡尼曼、亚摩斯·特韦尔斯基和其他多位学者都在其作品中明确提出：人类在决策过程中根本不像经济学家普遍想象的那样有远见、审慎和有连续性。8
相反，我们对现状存在偏见，同时在挑选未来不同时间相应替代措施时也表现得毫无连续性。
即使懂得了如何避免偏见，我们还是在不停地犯经济学家口中的计算错误。比如，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活动时，人们一般都认为会有事情发生，就算发生事情的概率再小，他们都不会笃定绝不会出现状况。卡尼曼——一位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总结道：“人类在做出决定时往往目光短浅，在预测自身未来趋向时缺乏技能，会因对过去经历的模糊记忆和不当评估做出错误的选择。”9
经济学家过去一直认为，选择行为在人类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但现在他们发现，简言之，人们并不善于做出选择。
塞勒、桑斯坦、卡尼曼和其他学者已经就新论据在公共政策方面对认知处理进程的影响得出了结论。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从我们如何做出决策转而更多地关注我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所考虑的因素，激励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其他方面对我们的考虑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何以会对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带来改变等。
我首先会对“经济人”政策范式进行解释，叙述研究者的奇怪故事，即他们对自身力挺的政策会削弱伦理和其他社会动机一事是如何表现得毫无察觉或者毫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