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共天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周礼》
 
其中的“天官冢宰”，就是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在《周礼》中作为天官，成为六卿的首位，总管全国大事，即有主宰之意。而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
宰相起源于先秦时期，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均是将二字划分而称。直到《韩非子·显学》中提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次将二字合并，将其演化成为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故后来用以指历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行政长官。而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具体的官僚体系，宰相作为官制才首次被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宰相一词并不属于定官名，而是这一群体的总称，历朝历代对于“宰相”都有过不同更名，如战国时期称其为“相国”（相国李斯）、又设左右丞相以辅助相国；汉承秦制沿袭相国、丞相官职，之后改丞相为大司徒；魏晋时期“侍中”官位职责上升至宰相之权，其后又有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宰相制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回到西汉时期来，看看郭松焘所言及的“西汉与宰相外戚”的宰相的发展。
汉承秦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名称基本沿用了秦朝的制度。秦始皇用法家学说征服天下、治理天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等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同时建立“三公九卿”制度，确定了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到了汉朝，汉初以黄老学说为治国理念，主张无为而治。故汉初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较前朝时期有所弱化。其主要在于汉初官僚体系继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皇权和相权开始出现了分化，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汉代皇帝不再像秦始皇那样操纵一切。此时皇帝仅作为国家的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再属于皇室，旁落到了以丞相为代表的政府当中。一言以蔽之，丞相才是一切实际政权的负责人。因此我们可以把汉朝建立的制度称之为“君主丞相制”。
虽然丞相代表的政府拥有实权，但是对于丞相的任命以及丞相行使权力之时，还是得征得皇帝的同意，并由皇帝发布命令。只要皇帝不满意，可以随时撤换丞相。相权的发展仍旧依赖于皇帝权力的收放。丞相作为实权的代理人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下设官僚体系的服从。
汉朝丞相官职下设有秘书处，秘书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共有十三个部门，在当时称为十三曹，一个曹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局，所有的部门都归丞相总管。
为使读者牢记，本人将其编为顺口溜：
丞相下设秘书处，秘书分为十三曹；
东西二曹掌人事，户曹祭祀及农桑；
管理奏章属奏曹，民事诉讼找词曹；
邮驿交通有法曹，尉曹却只管运输；
另有贼曹管盗贼，罪法两刑归决曹；
兵曹定是主兵役，货币盐铁皆金曹；
国家仓谷到仓曹，还有一曹称黄阁；
根据以上十三曹的名称，便可以看到全国的各项政务都汇集到了丞相秘书处，这些都不属于皇帝管理。不得不说，此时的皇帝比起秦始皇，真的要轻松安逸许多。而这些官位全是吃皇粮的，属于政府公务员。
深宫之中的皇帝也有自己的秘书，称之为尚书。而尚书机构，却只有六尚，五尚专管皇帝的衣食住行，称为尚书的单管文书。相比之下，丞相才是政府真正的领袖。
在这种君主丞相制下，权力不对称，甚至可以说倾斜得十分严重，相权确实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说这时的丞相已经掌管着天下一切事悉，是皇帝的副官。但我们从另外一条官职剖析就会发现丞相的职责远不止外朝之事。
我们知道西汉的中央政府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九卿制度，三公中除了丞相，还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太尉掌军事暂且不提，御史大夫又称“副丞相”，职责是监察百官，以辅佐丞相监察行政过程中的情况；处理呈送皇帝的奏章,承转皇帝的诏书，相当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传话筒”；除此之外，西汉之初的御史大夫更有直言劝谏的能力，如周昌曾直言劝谏刘邦不要改立太子。而御史大夫更多的仍从属于丞相，说明丞相不仅要管朝外之事，皇室之事亦有插手之权力。
除了政治地位的尊贵，皇帝对丞相的礼遇也是非常隆重。按照汉朝的礼仪，丞相的任免，皇帝本人需要亲自出席以表其尊贵，丞相觐见皇帝，皇帝需着正式朝服以接见，奏事完毕告退，皇帝还得要亲自送其出殿门。礼仪尊卑似乎在此发生了扭转，不知是丞相为皇室之臣，还是皇室成了丞相管理的一个下属机构。这种压倒式的相权扭发展，难道是想要平分共主这河山？
萧何——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历史对于萧何的评价非常高：
太史公曰:
萧何为吏，文而无害。及佐兴王，举宗从沛。关中既守，转输是赖。汉军屡疲，秦兵必会。约法可久，收图可大。指兽发踪，其功实。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继绝宠勤，式旌砺带。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可谓极其精炼地概括了萧相国一生，故此，对于萧何精彩的一生不再加以赘述，仅简单做一时间轴表示：
公元前204年之前，萧何协助刘邦夺取江山。自前202年开始直至前193年，助刘邦稳固江山。
萧何对于刘邦而言是“忠臣”，也是历代忠诚的楷模，我们从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看到萧何将“忠”这一字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刘邦早年的创业队伍中，《史记》对于萧何之初始的政绩描绘较少，仅用“数以吏事护高祖”，可见当时刘邦这个小混混的官方背景就是萧何。刘邦当上泗水亭长后，萧何也是“常佑之”，即使是咸阳召萧何入京升职，他也拒绝。这是铁了心跟定了刘邦，忠诚之始源于“老铁”。
 
公元前209年，紧接着陈胜吴广起义的沛县起兵中，众人在拥立刘邦为“沛公”时，刘邦刚开始假意谦虚拒绝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
意思就是自己是个小混混，不配当县令。萧何还能不知道刘邦这是以退为进之策？便协助刘邦献出一计：选出九位全县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共计十人，把十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谨告天地，拈出何人，何人即为沛县县令，不得推辞。
其实我们都知道，抓阄纸条上全写的刘邦的名字，两人自编自导、一唱一和完成了这拥立之事。
后来创业途中，萧何表现得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刘邦入咸阳后，《资治通鉴》记载：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萧何的人设不断正面强化。
《史记》又载：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
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楚汉之争四年之内，萧何留守后方，所作所为，着实为刘邦肝脑涂地，其忠诚之心，日月可鉴。故刘邦在开国之初，大肆封赏时说道：“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萧何之于刘邦，不可或缺。其后刘邦对他的封赏，也是极其尊贵。
可是刘邦是何等人，这大汉天下，论聪明应属刘邦。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时，萧何为什么能够保全而终？这皇权和相权的角力，才是刘、萧之间关系的写证。
我们前面说到，《史记》在记载萧何一生时，汉建立之前的丰功伟绩描述不多，因为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更多还属于挚友。等到公元前206年时，两人完全成了君臣关系。《史记》对于萧何之记载运用了四次时间，这四次记载除了汉五年封赏之事，另外三次便是对于这君臣权力之间“角力”的描述：
次角力：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次角力是在楚汉战争时，公元前204年，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刘邦开始对萧何有所猜忌和防范，毕竟此时的萧何一旦谋反，刘邦的事业可能将毁于一旦。这时萧相是个明白人，他采用鲍生建议，将自己的宗族子弟派遣至前线，名为侍主左右，以便使唤，其实是将自己的亲族作为人质，借此打消刘邦的猜忌。
第二次角力：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召平谓相国曰：“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当然非常满意。但据记载他对萧何也不放心，韩信毕竟是萧何举荐，虽然诛杀韩信是萧何计谋，可是远在邯郸的刘邦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猫腻。
于是刘邦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朝中大臣见萧相国如此受高祖宠信，纷纷前往萧何府上祝贺。唯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他来到萧府，不仅不表示祝贺，反而对萧相国说：“公将大祸临头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为公设置警卫，显然是对公起了疑心。愿公上书辞让封邑和警卫，并将家中私财悉数捐出以佐军资，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萧何原本就对此次增封大惑不解，听了召平一番话，深以为然，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又一次化解了汉高祖对他的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