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报告(第五辑)

　　《中国战略报告（第五辑）》：　　首先，它需要我们从未加反思状态进入反思状态。只有通过反思才能把握比金融更抽象的社会存在论的思辨道理。毋庸置疑，现代资本金融体系仍然归属现代性发展的高级形态，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深藏其中：欲望与理性的对立、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自我意识与道德律令的对立、康德式的主体与斯宾诺莎式的实体的对立。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触及现代性与现代金融本体论存在的关联性，才能对习俗的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东西进行辩证超越，才能把属人的自由程式更多地理解为主体性与自由的勾连，而不是单纯客观性、实体性与自由的联结。才能认识到金融的创造力与人类的思想创造力同出一辙，金融在场性的缺陷，本质上是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的实践局限、理论局限和制度缺陷的反映，它证明了主观精神（追求彻底的自由精神）与精神的客体化沉沦（它意味着世界的堕落性、分裂性和奴役性，而且生存主体、个性都被变成事物，变成物品，变成客体）①之间的冲突十分严重，人性的弱点只有在更高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被加以克服，尽管这一历史充满着矛盾、对立和分歧，充满着强化的需求与力量的较量。人类的智慧正在于：永不停顿的忧患，永不停顿的改造，永不停顿的前进，　　其次，21世纪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深陷四大“二律背反”中：（1）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2）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矛盾冲突；（3）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冲突；（4）金融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矛盾冲突。事实上，从资本的任性到权力的任性，21世纪人类历史已出现超出人们意料的偏斜运动。世界如何实现全球经济正义？人的异化何时被扬弃？纯粹的经济理性已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终使人也成为被深度开发的金融衍生品。国际金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人类：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索罗斯的判断尽管比较偏激，但他深刻地提出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追问的一个经济哲学问题：金融的存在有无合理性与合法性？我以为，“金融与好的社会”的结合，它深层次关联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在场性。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哲学与西方个人理性的政治哲学谱系的价值同构，这种历史精神的沉积已被人类实践反复证明：它不再具有“现实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该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只能导致“让富人更富”的社会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华盛顿共识”这一经济构想：世界改革应当遵循如此方针：渗漏效应（trickledown），让富人更富，然后福利就已然渗漏到穷人了。①这种社会公正来自自然发生论的教条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着“好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基础，但由于存在着上层建筑的不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制度构建的不成熟，尤其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不发达，“金融与好的社会”结合的优越性还很不充分。它也期待着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理论先行。　　*后，根本上解决皮凯蒂所忧患的世界两极分化问题以及资本发展的主观性、任性和脱域性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人民性和政党的先进性相一致的政治理性框架中，才有可能辩证地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效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代全球资本金融垄断集团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日益加重，其投机性、掠夺性和寄生性有增无减，已从根本上证伪金融帝国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若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地球上的人类还要历经更多的也是更为惨重的历史磨难。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愈来愈成为世界学术领域关注的新视点，这说明历史的偏斜运动尽管有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价值偏好，但它仍然离不开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支配。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价值和科学价值在当代再度被唤醒的原因之所在。在中国，21世纪资本已成为追求普遍理性进步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发展的重要象征，这是21世纪资本论*值得关注、*值得期待、*值得提升与总结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中国，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一个健全的融资机制，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多么重要。21世纪的资本论*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精神与中国资本的互动。它不是单纯资本运动的个别规律，而是极具创新意义的从特殊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的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