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魏晋

　　**章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士族的兴衰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从秦始皇之后，还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能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制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重的一个王朝。　　一、怎么选拔官员　　在中国，*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你再有钱，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批斗就批斗。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顾眄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捯气儿。　　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如何委任官员，就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复杂的变迁。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秦汉以后的王朝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它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不是我们中学课本上的封建制，而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　　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去并不绝远，只是在等级上高了一点点而已。明清的皇帝对大臣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随意处置，但在周朝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因此，在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　　这种制度在春秋中期开始崩塌。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周朝的衰落，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旧瓶子装不下新酒，诸侯国要追求军事和行政的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终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民间私学的兴起，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一下子，官员储备极大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学了一肚子当君子的学问，怎肯老实待在家里浇粪种地？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给不甘心在家种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现实出路。　　到了汉朝建立，中国进入了很长的统一期。帝国需要一个稳定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考虑到选拔人才的效率，还必须兼顾到政治上的平衡。但是可供它选择的办法很少。它本能地选择了世官制的替代方案，那就是推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察举制。　　所谓察举，是指让官员们进行考察后，向朝廷举荐人才。比如在东汉，地方长官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孝廉”，每20万人口分配一个孝廉指标，全国一年能出200多个孝廉。这个制度听上去跟科举制有点像，但是当孝廉不是靠考试，而是靠推荐，就是现在升学里所谓的“推优”。　　那优到底怎么推呢？当然按照规定也有个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四科”。孝廉至少应该满足下面的四个条件之一：德行高妙（孝悌）、学通行修（经学）、明晓法令（文吏）、刚毅多略（能从政）。话是这么说，但到底怎么才算德行高妙，怎么才算刚毅多略？这就凭长官的自由心证了。　　这种推优产生了两个结果。　　**个结果是地方大族力量的上升。他们一代又一代向朝廷输送官员，获得权势，然后这种权势又进一步转化为在家乡的影响力，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继续被“察举”。这样一来，他们在当地的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于是，汉朝出现了权力的地方化。这种权力在关键时期甚至可以转化成军事力量。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那些官员回到老家，动不动就能组织起成千上万的地方军队，这就和这种权力地方化有关。　　第二个结果就是掀起了打造个人声望的热潮。　　在科举制度下，你能不能当官主要看考试成绩，舆论环境对你影响不大。周围的人要是都夸你，当然那感觉也不错，但毕竟不能直接拿来换好处。可是在汉朝，别人夸你“德行高妙”“学通行修”，你就能直接当官。那不用想，你肯定天天琢磨着怎么让别人夸你。这个风潮一旦形成就不可收拾。大家都夸奖的人，就成了大名士，然后这些大名士夸奖你，你也能跟着成为小名士。而名声本身又是做官的渠道。这样就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利益链。于是，中国历史上**次爆炸性地涌现出“名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V。这些人极其显赫，有的名士回老家，送行的车就有好几千辆。有的名士去世，送葬的有六七千人之多。翻翻《后汉书》，到处都是这些名士的光辉事迹。　　除了名士，孝子也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既然察举“孝廉”，顾名思义，孝子肯定是会占便宜的，所以大家行起孝来格外起劲。郭巨也开始埋儿了，黄香也开始扇枕了。当然也有造假的孝子，就像安乐的赵宣。人家守孝都是3年，他守孝20多年，就住到坟旁的墓道里。然后在墓道里咣咣生孩子。领导本来要“察举”他，后来发现他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孩子，勃然大怒：“你在父母坟旁干了些什么勾当！”反而把他治了个“诳时惑众，诬污鬼神”的罪。　　从皇上的角度看，这也是个头疼的事情，选官选出来一堆豪族和名士，给朝廷添乱。但是除此之外，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改善一些细节。比如汉顺帝时期，就搞了一个“阳嘉改革”。地方送上来的孝廉，朝廷不直接任命，还要出题考一考，“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勉强算是有点科举制的影子。但是这个改革影响很小，无法撼动整个社会风气。　　不过即便是这样，帝国的权力分配还是比较平衡的，豪族并没有垄断官职，更没有产生出一个把持一切的小圈子。皇权还是有效地扼杀了官职世袭的倾向。有上进心的民间寒士，只要能打造名声，或者肯扇枕埋儿，还是可以顺利进入仕途。翻看整个汉朝的历史，大量的官员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皇上对这种情况基本还是满意的。　　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情况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跟九品中正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