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期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2期）》：　　镇江京口一带，地势高于苏、常，漕粮从丹徒以上的运道出江，视长江潮水盈缩开启闸坝。冬季办漕正值枯水之时，运道极易淤塞，张国维在《吴中水利全书》中记载道：“镇江据京口上游，其地高于苏松数十丈，水势趋下，如骏马下坂。所隶三县，丹徒全境绕江，丹阳沿江境少而土，原与丹徒埒，四郊衍漫，皆江潮浊水，易于淤积，去少而来多”，所以，常常依赖位于丹阳县西北的练湖放水济运，“运河之通塞，常系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函与七石匣是也。运河之水原系江潮，从京口丹徒二闸而来，若江水涸时，则二闸之水不至，而运河不通，所资者开练湖诸闸之水而已”。可以说，练湖对于运河的补给功用，集中体现在国家漕运体制对地方资源的全面垄断上。　　练湖位于丹阳县西北，濒临运河，据嘉庆《练湖志》记载，从晋代开始便有人对练湖进行了大规模修整，用以农田灌溉。至唐代，滨湖之民筑堤将湖横截，一分为二，分为了上湖和下湖。很长时期内，练湖都是作为水源以助农田灌溉而存在。直到南宋，练湖济漕功能逐渐彰显。绍兴七年，两浙转运使向子告称，当时的镇江府吕城夹岗“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阻”。因此，官员李涧经过查访，发现了济漕与农田水利之间的矛盾，并明确了练湖对于漕运的重要性：“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储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他提议，修筑东门、石（石逹）以控制练湖来调节运河水位：“春夏多雨之际储蓄盈满，虽秋无雨，漕渠或浅，但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矣。”此时宋廷已经南迁，漕粮北运主要为了军事需求，较北宋时的漕粮数额已经大大减少，因此，练湖济漕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并非十分迫切。在元代，练湖的济漕功能虽然同样重要：“江浙行省言镇江运河全籍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来往，其舟楫莫不由此，……若运河浅阻，开放湖水一寸，则可添河水一尺。”但是，由于元代漕粮主要通过海运运输，练湖对于运河水位调节作用也远没有明清时期那么显著。　　自明永乐十三年以后，江南漕粮全部改由河运，而明清江南地区又是国家的赋税重地，四百万漕粮中近一半的数额来自江南。因此，江南漕粮韵运输可谓是京师供应的重中之重。这些数量庞大的漕粮多经由江南运河进入镇江京口一带，然后渡江北上，京口一带一直是明清江南漕运的重要通道。所以，从明代开始，一旦京口一带淤塞，即有修筑练湖放水之举。由此可见，练湖作为镇江京口一带江南运河的水柜，用以济漕的需求比宋元更为强烈，维护漕运与盗湖为田的矛盾在明清时期也就显得更为突出。　　唐宋时期，有关练湖盗湖为田佃种的记载就层出不穷，然而，这种现象从明后期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森田明详细论述了明末清初的复湖与垦湖之争的过程，他指出，虽然明代有严厉的规定禁止佃占湖田，但是到明末万历、崇祯年间，这些形同虚设的湖禁政策伴随着“与官争利”的豪强的粉墨登场，便失去了效果，明末辽饷的征收更是为占湖为田提供了良机经历战乱之后，盗湖现象到清初则更为恶化，豪强与衙役勾结侵占湖田至九千多亩。顺治九年，巡按监察御史秦世祯在题请复湖文案中就描述道：“自鼎新以来，豪猾与衙蠹表里为奸，奸豪乘经制未备，捏为练湖荒弃。高者可耕，取其租银，以益芦课之税，鼓惑上下，而一时侵佃者多至九千余亩。自侵佃既广，无论占者不能还湖，而占利既多，趋者如鹜，势必百计泄水，恐目前之一望汪洋者不尽变为焦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