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百家谈

　　《文艺百家谈（2017年第1-2辑总第22辑）》：　　曹多勇是一位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作家，他的写作极富有探索精神，同时又扎根于现实坚实的土壤。多年来，以家乡大河湾村为文学创作源头，曹多勇写出了一大批覆盖长中短篇体裁的优秀小说作品。可以说曹多勇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乡土文学的优秀代表。他生长在淮河流过的地方，他说过，淮河是他的母亲河。曹多勇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热爱淮河，这种爱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他在访谈中说，自己的作品有两类：一类写“历史”，一类写“当下”。写历史基本上就是童年记忆，而写“当下”的作品同样也能看出记忆对他的影响。他的这些记忆其实都是关于淮河的记忆。他是在夯实乡土记忆的基础上，来写当下的乡土和生活，有厚厚的记忆底色。《淮水谣》就突出体现了曹多勇的这个特点。正如他在小说的后记里写的那样，这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让人感到很惊喜的是，作为乡土文学的《淮水谣》，既有着他小说固有的精神与特色，同时，又有着新的可贵的创新与探索，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新时期的富有开拓意义和价值的优秀文本。　　首先，《淮水谣》的结构极具艺术创新意味。刚接触《淮水谣》的读者，一开始可能会以为其结构比较老套，因为它是以小说中的十个人物为章节来结构小说的。猛一看，一个一个人物像素描、特写、拼盘一样拼成村的图景。其实细心读进去，就发现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凝结了作者深刻想法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并不是现代结构，从形态上说《淮水谣》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然而，尽管传统，却新意十足。曹多勇的《淮水谣》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形式问题，往深里追究，它与内容密切相关。如果只是为结构而结构，那它可能是纯粹的形式问题。但假如小说结构是作家观察和剖析写作对象过程中生发出的，这就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了。《淮水谣》的结构就是在观察和剖析写作对象中生发出的结构，是作家对小说总体精神与思想，经过深入思考和高度把握的结果，它反映着作家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环境甚至血脉与精神文化传统的精深考察与透彻领会。小说《淮水谣》写的是淮河边上的一个乡村家庭，先从**辈的父母写起，再写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小女儿，然后辐射到儿媳、女婿等。我把它叫作从伦理上进行结构的小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构是根系形态的，主人公韩立海、吴水月夫妇是根，从他们那儿发散开来。表面看来，是十个人物各自登场，各奔前程。而在更深层次上，却是由近而远、由表及里的，是一脉相承、连着血脉的，是血气相通的。这样的结构形式，形散而神不散，它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变化无穷的人生舞台上，在各自命运的展开里，始终连接有着韩立海、吴水月这根精神主脉，他们的命运遭际与生存轨迹若隐若现地发散着来自乡土深处的人文气场、精神氤氲与风俗神韵。在曹多勇的《淮水谣》里，小说的结构就是这样与小说的内在肌理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这样的独特结构就像是小说的骨架与筋脉，将小说的肉与血支撑起来、生动起来、丰满起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淮水谣》的主题内涵就包含了很多新的东西，是有着新的开拓的。但是他的这种“新”又藏得很深，有时候粗粗读可能没有发现。这里，只着重说一点，《淮水谣》其实写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在乡村的人都想离开乡村。小说主要情节是写韩立海四个儿女包括韩立海自己其实都想离开乡村。小说每一章都写他们是怎么离开乡村的。小说一开始韩立海也是想离开乡村的，他到煤矿去，差点离开了，由于有了吴水月以及其他原因，他留下来了。其实，但凡对农村有点了解的都知道，农村人都想到城镇去，有些农村的孩子在企业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可以说曹多勇的《淮水谣》真实地写出了乡村人的这种普遍的愿望：向往更好的生活，有着强烈的离乡愿望。《淮水谣》深刻与新颖之处在于，他在写从乡村出走即逃离的主题的同时，还有一个始终表现的主题：乡恋。这就使得《淮水谣》笼罩着一股浓浓的乡愁。这种将逃离乡村和乡愁、乡恋放在一起的写法，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饶有意味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在《淮水谣》里，离乡情结与恋乡情结是乡愁的一体两面。而当这二者会合到一起时，乡愁主题不仅出奇地完美，更具有新时代所独具的复杂况味，有着一种当代乡村人甚至是所有当代人精神深处扯不清剪不断的纠结与困窘。正是在这一点上，曹多勇的思索有了新的开拓，他使乡土小说在精神包蕴上大大地丰厚了，具有了传统乡土文学所不具有的丰富性、新颖性与深刻性。似乎我们在以前的乡村小说中，没看到这样一种表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