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礼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

　　《礼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　　朱子在礼学发明上，将“考礼”与“制礼”合二为一，将“经典”与“义理”融会贯通。故钱穆言：“学者惟有考礼议礼，制礼则操乎上，非在下私人事。故言义理，可以自持己见，别创新说，然不闻以私人著书创礼制。即有之，亦惟家礼私礼，非可为人人定之也。而礼贵通今，不贵复古，则亦自古已然。”①在礼书的考订上，朱子秉持“知行合一”的准则，“以斯文自任，悯五礼之寝隳，退自经筵，极力编纂”②。分而论之，主要表现为“源头活水”的学礼观、“知崇礼卑”的考礼观以及“陈数知义”的制礼观。　　一、“源头活水”的学礼观　　古礼繁缛，难行于今，加之朱子将经学与理学会归一贯，《家礼》一书的草定，意味着他在修身齐家的治学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待其中年之后，将家礼思想延展开去，对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进行分类编纂，以完成《大学》“八目”的整个系统。朱子一生特重儒学道统，“圣人已远，而万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于此者，乃为得其正统；其过之者，则为堕于老佛之空虚；其不及乎此者，别为管晏，为申商”①，在为学立意上，特别强调纲举目张，直面先圣。这种治学思路，完全本自《大学》极明明德于天下，而归其本于修身的纲领。儒者之学，主于经世，非经世无为真儒；贵于本经，无本经则非真学。圣贤相传，以治天下，大经大法，率由斯轨。②在“圣贤相传之道”使命的驱策下，朱子意图与门人一起编纂一部行之后世的礼书。但由于三礼卷帙浩繁、工程浩大，在编纂礼书的数十年间，朱子不断勉励自己与弟子，读礼、治礼、编礼、用礼，都需实践与义理并行。既重考证，又不泥古，“但愿更于所闻深体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间无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义与道，不但为诵说之空言而已”③。所谓“深体”，就是要明白学礼大端是明此“理”；所谓“力行”，即以爱亲敬长的家礼思想作为实践的检验。　　在朱子看来，学礼首重大本大原、大纲大目处，“大凡礼乐制度若欲理会，须从头做功夫”④，“‘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圣人做出许多文章制度礼乐，颠来倒去，都只是这一个道理做出来。人若是理会得那源头，只是这一个物事，许多头项都有归者，如天下雨一点一点都着在地上”⑤；次则逐事理会、辨文别义，做到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只有穷究义理，方能致涵养践履之功；只有取法其上，方能得智识之真与践履之实：“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浅深、行之大小而言，则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驯致乎其大者哉？”①穷究义理，既要陈义甚高，又要以致知为事。一方面，学礼要立大格局，与圣贤对话，因圣人治礼之意而观自然之理，②“择先儒旧说之当于理者，反复玩味，朝夕涵泳，使与本经之言之意通贯，浃洽于胸中，然后有益”③。另一方面，学礼又要致知，致知功夫本来就是穷究义理，“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岂复有所陷溺耶”④。所谓“吾心本然”，即在闺门之内做到伦理益正、恩义益笃，致知功夫才是确保家庭雍睦悠久的根本之计。　　涵养践履，即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除于纸上求义理外，还须就切己上体察，“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⑤。于涵养中求义理，于践履中求致知，两者关系“如车两轮，如鸟两翼”⑥。所以，在朱子的学礼、治礼、用礼思想中，“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知行合一思想始终主导着礼制重构的全过程，所谓“义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此等苟无大害于义理……正当虚心博采，以求至当”⑦，即知与行都应当以重践履为途，求义理为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