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清代南疆维吾尔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赋税法运行研究:1759—1884

　　《清代南疆维吾尔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赋税法运行研究（1759-1884年）》：　　一、清代财政“原额主义”与伯克“养廉地”的财政性质　　日本学者岩井茂树指出，尽管清代财政和明代财政在岁人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特点，那就是财政体系的“原额主义”（经常性的财政收支尽可能控制在固定的范围内），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②　　原额主义“不是指租税收入和财政支出的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用来表现与经济扩大不相对应的僵化的正额收入，与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机构活动的扩大而增加的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伴随着为了弥补这种矛盾而派生出的正额外财政的财政体系的特性”③。因此，这种“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的日益膨胀。　　岩井茂树认为，明清时期原额主义的形成，大体上存在两个理由。首先，在中国，清代以前人们没有经济增长的概念，或者说严重缺乏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对于人口的增长倒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仅仅理解为人口增长会带来物资的紧张、物价上涨等负面结果，却认识不到它背后带来的社会经济增长、纳税能力的增大，没有对这样的经济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于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维持原额被视为“善政”，若增大原额则会被视为“恶政”。其次，原额主义能够满足财政上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管理要求。从中央朝廷对税收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即“考成”“奏销”“报销”）的角度，也需要设定一个标准，即“额”。另外，从当时的行政管理技术和水平来看，中央朝廷采用固定不变的“额”更便于操作。①　　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也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自己的岁人；州县官们必须用他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办公费用和个人开销。公务开支和私人开支之间是没有什么界限的。”②由此，州县官必须进行额外征收才能满足办公费用和个人开销的需要。　　清朝在维吾尔社会实行的财政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原额主义”。清代维吾尔社会的“正项钱粮”虽然没有完全实行内地的“摊丁入地”之制，但是也像内地一样表现出明显的“定额化特征”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乾隆帝谕：　　据绰克托奏称，将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回丁共查出二千六百十八户。现据禀称，情愿将初定官租与旧住回人均摊交纳，并可略增。请将阿克苏回人交纳粮石，毋庸折交红铜，另将红铜作为加增之项，每年令其解送伊犁等处等语……今绰克托等，查出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回人余丁，但当将初定之租，令其与旧住回众等均摊交纳。若复加增，令其交纳红铜，转非朕抚恤回人之意。著传谕绰克托，此项查出之回丁，只令照纳官租，不必另交红铜。其应解送伊犁之铜，仍照旧办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