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阶级新论

　　《近代知识阶级新论》：　　很显然，同样都主张反省现代性，但二者对西方现代思想变动的体悟不尽相同，这除了求变与求常的差别外，还在于：梁启超诸人是肯定已然的趋向（柏格森生命哲学为代表）；而梅光迪诸人则是否定此种趋向，而强调应然的取向（新人文主义）。故梅光迪说，白璧德的思想“是当今西方流行的各种思潮的‘解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将当今误人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的圣人们走过的路途之上；用白璧德的话来说，就是要‘用历史的智慧来反对当代的智慧’“。②换言之，前者顺势而为，后者则是两面出击，欲挽狂澜于既倒。正是此种对西方现代思想变动的体悟不同，又不能不给两派的思想主张同时带来深刻的分歧。　　首先，也是*重要的是，二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大相径庭。　　20世纪初，东西方都面临着自己”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大变革的时代。在梁启超诸人看来，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求变与彰显个性的价值取向，正契合当时中国社会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普遍心理。张君劢后来回忆说，当年吾侪所以欣然接受柏氏哲学，是因为柏氏主张自由、行动、变化，”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③如果注意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初发动新文化运动，同样也借重了柏格森的理论，以激励青年自主进取与自觉奋斗，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其言之真诚。④也惟其如此，除章士钊外，梁启超诸人多成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同盟军。1920年3月，梁等自欧归来，5月其麾下《时事新报》的著名副刊《学灯》便发表《学灯之光》说：“一年来之文化运动，其*著之成绩，莫过于换新国人之头脑，转移国人之视线，由此而自动之精神出焉，而组织之能力启焉，而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浓焉，而求新知识之欲望富焉。此不得不对于提倡新文化诸人加敬礼也。”①其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十分鲜明，实无异于是梁启超诸人决心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所以，毫不足奇，《学灯》与同一旗下的《晨报副刊》，都成了公认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而梁启超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②梁漱溟承认与陈、胡有分歧，但坚决否定自己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强调“我们都是一伙子”；即便就不同的一面说，“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③其言同样是真诚的。　　学衡派则相反，其遵从标准与约束人性的理论认知，恰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方枘圆凿。梅光迪认为，当下中国的主要危险，在国人日趋激进，传统丧失殆尽，胡适诸人热衷西化，“他们已走得太远，已不再是如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进行着‘中国的复兴’，而是铸成了‘中国的自取灭亡’”。④所以，他早在留美期间，便开始积极地招兵买马，以便归国后与胡适诸人及《新青年》抗衡。1922年《学衡》创刊，梅光迪称：‘《学衡》的创办者们一定是将捍卫中国的传统当作了自己的主要目标“。⑤他还就此致书胡适，挑战性地问他：《学衡》创刊了，你怕不怕。主编吴宓发表长文《论新文化运动》，指斥胡适诸人持论诡激，专图破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⑥这无异于公开叫阵，而与上述《学灯之光》的宣示，恰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由于白璧德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今日中国之功利感情运动“，⑦故学衡派也群起指斥新文化运动不仅是理性主义的，而且还是浪漫主义的运动。梁实秋说：“所谓’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