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思想的面相

　　《思想的面相（聂运伟自选集）》：　　聂运伟：冯老师，您曾对我说过，除了几次东渡日本做研究工作外，您一生基本上就是在武汉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我注意到，在您诸多的研究领域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与地域性文化相关，如荆楚文化研究、湖北地方志研究等。何晓明先生在《冯天瑜先生学术小传》里说：“冯天瑜先生一向认为，文化史研究理当用心于彰显地域特征。作为湖北本土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冯先生对于桑梓的养育之恩，铭记于心，其*好的回报则是潜心研究湖北地方史志，以服务于家乡的文化事业、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数十年来，他积极参与湖北及武汉地方志的修撰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先后担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出任《湖北省志 人物志》《武汉市志 人物志》《黄鹤楼志》的主编。而在学术著作方面，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有《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我个人认为，在您的辛亥首义研究、张之洞研究的著述里，都有着浓厚的地域性文化解读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读您写的《民国初年湖北党人挽救革命的斗争》一文时，就有了这种很特别的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您洞幽掘微，从大量地方性文献里钩稽深广，细密而全面地展现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生动说明作为“首义之区”的湖北为何“不仅始终未能掀起大的波澜”，反而“成为北洋军镇压二次革命的前进基地”。①当时我正在读研究生，觉得此文的写法很别致，特别是对地方性文献资料的运用，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重新回顾几十年前的阅读感受，倒从中悟到您治史的一个特点：既索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整体性特征，又关注思想文化的区域个性。　　冯天瑜：是啊，我们多次聊到过我这一生的活动轨迹。1945年抗战结束后，我就随父母从红安来到武汉生活，一直至今。离开武汉较长的时间就是先后在日本待了近5年，1998-2001年，受聘于爱知大学做中国文化史研究；2004-2005年，又到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短期研究。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大凡有成就的学者无不关心自己家乡的文化事业和方志修撰，甚至认为修志难于修史。受此传统影响，我对荆楚文化的传播延续，湖北省、武汉市区域文化的研究，还有各种地方志的修撰及地方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确实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谓家乡情结是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