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赦宥制度研究

　　《唐代赦宥制度研究》：　　赦宥名目的繁多是赦宥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法律和现实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差距，“文字形式上的刑法和司法运作中的刑法常常存在着落差”，条文化的法律在被实践和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难题，某些难题只能通过法律之外的手段来解决。这里，赦宥实际上就发挥了一种均衡和调节的功能，化解法律和现实的矛盾，填补法律的真空，消融条文化的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产生的尴尬与摩擦。正是由于这个根本性的原因，使得赦宥自产生至今天，存续不绝。　　此外，赦宥作为一种灵活与变通的策略，和刑罚一样，本质上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作为两种不同的手段，被君主用来恩威并使，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在这里，赦宥发挥着单纯的刑罚所起不到的作用——拉拢民众，收买人心，显示皇恩浩荡，缓和阶级矛盾。　　由于以上原因，使得赦宥的存在必不可少，由原先的偶尔为之到后来的形成定制，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礼仪、法律、政治的一部分，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赦宥本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导致它内涵的外延的泛化和种类的繁多。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封建政治的复杂化，原先简单的三赦三宥，或者眚灾肆赦，已经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所以，主观上统治者势必要寻找，客观上也势必会产生新的名目来迎合这种需要，以达到这种目的。　　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然也包括赦宥的权力。除了按照惯例或定制，在固定的场合如祭祀、即位、册封等颁布赦宥外，皇帝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滥施大赦，捏造出种种的名目和借口，来实行定制之外的赦宥。如：唐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以自己“齿落更生”为由下令改元，并大赦天下。赦宥如此随意，理由如此荒唐，这恐怕也是赦宥名目增多的一个原因。　　赦宥自汉代逐渐固定化制度化之后，历代统治者颁布赦宥均在特定的场合进行，有着特定的背景。一般来说，皇帝在登基之始都要发布大赦令，这是随着赦宥的制度化而制度化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场合，《初学记》列举的是：疾病、云出风来、动钥鸣条、大恩小惠、躬耕、亲政、东狩、南郊等。《文献通考》列举有：始受命、改年号、获珍禽、河水清、刻章玺、立皇后、建太子、生皇孙、平叛乱、遇灾异、有疾病、郊祀天地、行大典礼等。　　在这些场合和背景下，为了展示皇帝的权力和恩泽，或者是为了普天同庆，咸与维新，或者为了其他的目的，往往颁布赦令，行赦宥之事，这也成为封建社会的定制。　　从*初简单的三赦三宥和眚灾肆赦，至后来的逢事即赦，中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赦宥名目的出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借助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这些名目的来龙去脉。下面主要以汉代记载为主，参照沈家本先生的考证，来进行探讨。有的可以肯定沈家本先生的观点，即所列材料是关于该名目的*早记载，可以说是该名目的起源。有些则不尽然，需要商榷。　　皇帝即位赦，也就是践阼赦。沈家本先生认为，先秦以前并无此例，秦始皇登基时也没有因此大赦。至汉初，汉高祖刘邦于汉五年十二月破楚，春正月，以天下事毕，赦天下。到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没有赦宥。二十四年四月甲辰，高祖崩，丁未发丧，大赦天下。到五月丙寅，惠帝即位，也没有大赦。所以，沈家本断定，“汉初尚无践阼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