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火车穿过俄罗斯

得知我这次打算从陆路口岸进入俄罗斯时，有一位知名的旅行家前辈，用一种半认真半教化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选择飞机呢？从哈尔滨飞海参崴，用不了500 块钱。何必那么折腾的取道绥芬河呢？” 我笑了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不是所有的话，都能讲给所有人听的。至少，我这边还有三个傻瓜，愿意和我一起瞎折腾。 说心里话，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厌倦飞机的人，尽管我喜欢火车。我并没有“恐飞症”，虽然也会在飞机快着陆时心跳加速，紧闭双眼，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讨厌飞机的理由。 美国作家保罗·索鲁可不这么想，他在《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的开篇便极尽所能，疯狂嘲讽那些把搭飞机视为旅行的人。在他的眼里，“飞机使我们对空间不再敏锐；我们遭受束缚，一如身着盔甲的恋侣。” 说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并非用来解释或掩饰什么。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的初次出境，都离不开神通广大的飞机。而我，说是徒步走进了那个国家，一点都不夸张。 那当然是一个与我国领土接壤的国度—越南。去越南，乘飞机或搭乘中越国际列车，甚至在南宁、东兴等地坐国际大巴都未尝不可。只不过，我的选择是一种*另类的方式：从昆明坐一夜的火车，沿着崭新的昆河铁路，在破晓时分来到了中越边境的小城河口。那长长的界河—红河的另一边，便是越南的城市老街了。 我从横跨红河的中越友谊桥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越南边检处，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老街市。在一阵阵夹杂着蹩脚中文和英文“要不要坐摩托”的包围声中，我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次出国之旅，竟然是靠步行完成的。 看到这里，你是否会觉得，有一些乐趣，是飞机这种东西永远所不能赋予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幸运地拥有一个让人欢喜又哀愁的邻居。中国的北方，和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唇齿相依，这也许是一个凶险的邻居，曾经无情地掠夺过中国土地，那是祖先留下的伤痕，也是我们这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当万能之神选择了这一切，任何人都没有辜负这种神奇的理由。于是一个疯狂的念想滋长多时：既然这世界上两大国土面积排名前三的国度靠在一起，为什么不能用火车或汽车入境的方式，来丈量一下它们的长度与宽度呢？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一辆疾驶在国境线上的大巴。视线所及之处，皆是俄罗斯漫长而忧伤的大地，一直延伸到苍茫的地平线尽头。 小胡仍旧在不厌其烦地拍摄照片，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除了鼾声和马达声，周遭再无声响。这是一辆沉默的大巴，它带着我们驶过乌苏里斯克，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近郊。 傍晚六时，阳光刺眼。车流渐渐汇入。海潮的气息扑鼻而来，广告牌和高楼不断遮挡视线。大巴停停开开，再没有一望无垠的森林和草原，老旧的有轨电车从身旁呼啸而过，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头像，是那位在绥芬河客运站“强行”索要我们微信号的小伙子。他的确帮了我们大忙。但这一刻，从他发出的内容来看，我们终于确信，他也是诸多贩售俄货的当地商人。一切困惑，迎刃而解。忍不住，点了个赞。 六时半，大巴终于停了。再一次见到棕熊司机，已经圆满完成运送任务的他，看上去一脸轻松。始料未及的，他对我们露出了还算自然的笑，伴随着一阵热情的挥手。我们受宠若惊，连忙也挥了挥手，作为回礼。从这一刻起，我们才笃信自己的双脚，正货真价实地踩在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之内。 一辆乌里扬诺夫斯克汽车厂生产的UAZ 吉普车，以一种重金属现场式的狂飙姿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宛若重庆般倾斜而下的街道上俯冲而来。珠丽站在斑马线上，波澜不惊地甩了甩头，然后径直朝前方走去。 黑色的UAZ 吉普车在她刚刚踩过的斑马线前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一次，没有人再对司机微微一笑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二天，她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国式过马路”的技能。 在传统“中国式过马路”的游戏规则里，行人和司机永远在进行着一场斗智斗勇的角力：无论是无视 斑马线上行人的司机，还是在红灯亮起时仍在汽车前充当肉弹的行人，双方都有一万个理由选择委屈和不解。这让每个初来乍到俄罗斯的中国人，在斑马线前丧失了拥有路权的勇气。更何况，俄国人的油门看上去总是不会低于七八十码，你甚至会怀疑他们是否刚把一口伏特加灌入了嘴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人目瞪口呆。你像个小绵羊一样站在斑马线前，捂着即将被风儿吹乱的头发，车子却像受惊的烈马一样被拉紧了缰绳，继而也像个小绵羊一样乖乖地停在了你的面前。你迟疑了一下，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朝司机点头或者微笑之后，慌张地拔腿走人。 当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三次以上，你简直快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傻瓜了。 为了不让车上的俄国人一边摇晃着大脑袋，一边无奈地吐出一句“（Kitanyes）”。我和珠丽、风老师、小胡四人，很快便像开头那幕一样，对这一切呼啸而来的车海熟视无睹。我们终于明白，在中国人眼里形同虚设的斑马线，在俄国相当于一条通向幸福彼岸的桥梁。尽管有别于日本、德国等地的司机会提前减速，俄国人简单粗暴的民族性格，驱使着他们总是选择在撞上你之前的那一刻，才恶狠狠地一脚把刹车踩到底。 “昨天见识了右舵车，今天学会了过马路。这个国家，有点意思。”风老师显然还有些不够放松，而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梗。 在那个棕熊司机将我们安全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部的一座汽车站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细长的瘦猴司机。他正倚靠在一辆灰色的丰田小型汽车上，双眼无神地望着我们。俄国人连拉客都极其谨慎和冷漠—在我们主动张嘴问询之前。他穿着一件蓝色G-STAR 的汗衫，产地可能来自于中国浙江某个乡村的不知名作坊。 瘦猴司机能讲简单的英文，谈拢了价格后，这辆丰田车开始如一粒水滴般，汇入了这座城市的车流之中。夕阳下的金角湾大桥，像一条泛着银光的巨型传送带，把一辆辆几年前还在东京名古屋街头疾驰的日式二手车，有条不紊地输送到海风吹拂下的阿穆尔湾畔。 在俄国，所有车辆均要靠右侧车道行驶。不过我此刻却清醒地意识到，我正端坐在瘦猴司机的左侧，而我手里并没有握住方向盘。答案清晰明了，这是一辆原汁原味的日式右舵车。只是这种右舵车走右侧的体验，于我来说也并非头一遭。几年前在缅甸仰光，便亲眼见识了这种神奇。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些因为贪便宜而从日本大肆购买的右舵车不同，缅甸街上找不到一辆靠右行驶的左舵车。而原汁原味的俄国车，则当仁不让地把方向盘牢牢地安在了左边。 上世纪90 年代黑帮枪战的硝烟早已渐行渐远，如今边境贸易的火爆超乎想象。这是普京大帝的余威也会黯然失色的世界尽头，一座肩负着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城。她很难让人不联想起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或者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布尔。甚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同名的金角湾以及东博 斯普鲁斯海峡。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日系车还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这里仍旧弥漫着属于俄罗斯远东那独一无二的味道。 远东，远东又是什么概念呢？ 是契诃夫在火车轮船和马车的不断颠沛流离之中，才抵达萨哈林岛时的九死一生？还是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丢掉那趟黄金列车，然后被出卖时的穷途末路？又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尼古拉·穆拉约维夫总督，在阿穆尔河畔驱逐中国农民时的飞扬跋扈？ 我们坐在丰田车上，陷入了沉思。 历史的烟云早已笼罩不住今日的暮霭。观景台上那一把把连心锁，锁住的也不是昔日少女们的庭院幽深，而是在夜店里挥霍青春的俄国次世代男女。他们一袭夸张的发型和跃动的大长腿，把身影留在刻有苏联镰刀logo 的超市避孕套货架前，然后钻进一辆放着夸张音乐的二手车上，死于酒精中毒或者去狂欢的路上。 没有人还会在意他妈的历史。 令人意外的是一次在C-56 潜艇前的戏剧性邂逅。彼时接近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海军节，敞亮的大街上除了咸湿的空气，还有结队走来的不少海军士兵。曾经的二战功勋潜艇，如今正安详地躺在用大理石砌成的荣耀石上，像一条被丢在案板上的硕大鱼腩，任游客竞相钻入腹中的船舱和博物馆。 这里随处可以听到熟悉的乡音，东北话、广东话……一批又一批来 自中国的旅行团，把潜艇围了个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操着500 米外就能听到的大嗓门，呼朋引伴，只为留下一张张宛若ISO 标准的到此一游照片。 “都好丑啊！”躲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后面，看着十几个水兵你说我笑地走过之后，珠丽冷不防地丢出这一句。 “是啊，一点也不帅！”接她话的人不是风老师，更不是小胡，而是一个戴着墨镜、身材有些高挑的金发俄国女人。让我们惊讶的是，她是用一句基本没有口音的中文接招的。你大概也猜到了，俄国女人是个如假包换的中文导游。短暂的尴尬之后，我请教了她一个 “技术问题”。 “我们如果要去纳霍德卡，请问该从哪个汽车站上车呢？” “二道河子呀！” 空气又一次凝重了起来。珠丽脸上的肌肉再也难以绷紧了，一种无法自控的迷之微笑出卖了她。 如果说海参崴依然在东北老爷们和爱国青年的口中流传着，那么一个有点东北腔的俄国女导游口中的“二道河子”，在我们的字典里显然要比乌斯怀亚更陌生和遥远。 是啊，即便领土更换了主人，名字也被改成了司马昭之心的“统治东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译）。但这座盛产海参的天然良港，和一百多年前那些“跑崴子”的中国商人们，仍旧同血同宗。尽管，我们还是不知道“二道河子”究竟在哪里。 耳畔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那是一条街道之隔的海湾里，灰黑色的“瓦良格”号巡洋舰刚刚启动的引擎声。放眼望去，甲板上的水兵正整装待发。那一年对马海峡战役中惨败给东乡平八郎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如今正拖着一袭老迈的躯体，挣扎在尚能饭否的21 世纪。古斯丁侯爵说过，俄罗 斯“肩负着向欧洲阐明亚洲的责任”。 我有些厌倦了这些俄国人挥舞着的大拳头，只想仓皇逃离。这看起来并不太难，只消一点点头脑的意念，便可以回到那辆丰田右舵车上。 “我讨厌美国，美国人很坏。”抵达酒店门口后，瘦猴司机一边帮忙提行李，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看，苏联帝国都成为明日黄花了，俄国人也并不只是在酒醉后才这般实在呢。 也许在开出租车之前，他只是乌苏里江的一个渔民，又或者是锡霍特山脚下的一名樵夫。他代表不了俄罗斯，甚至代表不了海参崴。 但对于我们四人来说，他是在这座城市遇见的**个俄国人。日本海的晚风徐徐吹来，夹杂着一丝丝海蛎子味道的伏特加清香，那是属于太平洋的恩典。港口边笨重的货运列车，正拖着长长的橘红色身躯，把倒影映在华灯初上的水面。没有人会拒绝这样撩人的夜色。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无非是连接万丈深渊和极乐世界的临界点， 来得稍稍早了一点。千万要记住22 点以后，超市货架上的任何酒精类饮料将全部销声匿迹。很抱歉，我仿佛听到了一千万个酒鬼正在午夜的街头恸哭。 列车沉默着，一路开往北方的外兴安岭。数十公里之外的河道上，黑暗中的乌苏里江，也在朝着哈巴罗夫斯克方向，奔流不息。不变的或许只有那茂密的乌苏里莽林，她从亘古一直绵延至今，并亲眼见证了以德尔苏·乌扎拉为代表的赫哲族人兴衰史，以及俄国的探险家们如何被折磨得晕头转向。不是不想再次提起无能的清政府，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钢铁洪流面前，那条笔直的西伯利亚铁路早已读不懂故土的忧伤。 而书写这片故土*得要领的，也并非那些一天到晚淘金矿和挖人参的中国人，而是前文屡次提到的阿尔谢尼耶夫。如果不是黑泽明根据他的著作《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拍摄了一部1975 年的奥斯卡*佳外语片《德尔苏乌扎拉》，我得错过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籍！ 我开始羡慕那台EP1 型电力机车的火车司机，借助前照灯，他们也许是全列唯一能在夜色中观赏风景的“特权阶层”。尽管那些林木早已司空见惯，但至少当车上的乘客开始慢慢步入梦乡时，火车便开始充满独一无二的生命力。这何尝不像那些沉睡的宇航员，只要领航系统永远高擎，那飞船便如同承载人类希望的天火，在幽暗的太空中生生不息。 “那火车是死寂大地上的一缕生命；人与自然陷入麻木，它是唯一得以观察的演员及场景。”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业余移民》中如是写道。 列车在晚点了30 分钟之后，终于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哈巴罗夫斯克的站台上。我只能庆幸不是一小时，不然真不敢保证会不会敲开隔壁的包厢，然后用生涩的英语问那几个韩国人要辛拉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