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第三部分　中华帝国时期的景观和生活

第五章　秦朝至唐朝

五　东汉帝国：人口的骤减与南迁
如果说公元2 年时汉帝国的人口是5800 万，到公元57 年，据报告说下降至2100 万。毫无疑问这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在那时东汉帝国的人口似乎不可能少于4000 万或4500 万。[25] 当然，人口无疑是下降了，但不可能下降的那么多。在这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帝国内部发生了内部战乱、农民起义（赤眉军）、对匈奴及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洪水、饥荒、瘟疫，等等。
大自然所造成的洪水泛滥加剧了内乱、人口迁徙、饥荒、死亡。在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 年—公元6 年），黄河泛滥淹没了部分大平原，在山东半岛的南部冲出一道支流汇入淮河。在公元11 年，黄河再度屡屡决口，原来向北的分支甩向东南方，离开了今天津附近古已有之的入海口。南分支涌入古老的汴渠 。汴渠流经大平原上一个低洼带。从那里通向海边的坡度非常平缓，所以洪水蔓延，淹没田地。直到公元70 年，淹没汴渠两岸的洪水才退去。[26]
洪泛使数百万人遭灾。在黄河改道之前，黄河以南的大平原养育着中国总人口的几乎一半。洪泛使众多人口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们主要向两个方向逃亡，一些人向东，进入仍旧被黄河两条河道环绕的山东半岛的高地。另一些人分三股向南迁移：一股进入长江三角洲，一股到鄱阳湖盆地，然后上溯至赣江；*后一股到了汉江流域， 进入洞庭湖盆地，然后上溯至湘江。
到公元40 年时，虽然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受黄河泛滥的困扰，但中国在东汉王朝统治下完成了政治统一。自那之后，人口逐步增加，在公元140年至160年间达到5000万至5500万的高峰。在公元140年，东汉帝国统治下的人口仍旧比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少大约800万，但是从国家今后发展的观点来看，人口在地理分布上所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在公元2年，中国人口以压倒之优势集中在北方。到公元140年时，集中的程度已大大降低。在那个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渭河-汾河流域减少了大约650万人，华北大平原减少了1100万人。秦岭至长江三角洲一线以南地区则增加了900万人口。湖南、江西和广东的人口增加了4倍。[27] 西南部纳入中国统辖之下，自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建立起来。帝国的南部边陲实际上远至安南（越南北部）。
但是在中国南方，比如在东南沿海，还有长江中游大湖地区周围的沼泽地带，仍有大片地区人烟稀少。山岭上丛林密布，蛮荒一片，人迹罕至。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欣赏这样的景色。西汉时的一首诗表达了诗人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对峥嵘粗犷景色的恐惧，诗中说“桂树长的如此浓密”，它们的枝叉“纠结缭绕”：
山曲岪……虎豹穴……
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
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
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
　　　　（《楚辞·招隐士》）[28]
六　豪门大族的庄园
汉朝时农民的生活极其艰辛。根据晁错的记载（公元前178年），“在夏日他们无法躲避炎热酷暑……在冬天他们必须承受严寒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能停工休息”。在东汉时期小农的生活仍旧很苦。
虽然理论上农民受到尊崇，实际上备受轻蔑，状如草木牲畜。小农的苦难来自何处呢？苦难根源显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战国时期。当封建制度崩溃之时，起初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成为自耕农。他所耕种的田地多少归他所有。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延续多久。大地主将封建诸侯取而代之，他们兼并土地，开垦荒地，大地主应付天灾人祸的能力远非一般小农可比。
在汉朝期间富有的地主权势日大。他们成为“豪门大族”，这些新贵取代了过去的封建王侯。豪门大族以一个扩大的父系家庭为中心，此外包括很多通过政治经济关系依附其下的家庭和个人。越来越多的农民不能靠自己田地所产度日，他们发现依附有财有势的豪门大族不失为便利之举。
在东汉时期，很多大庄园面积达数万亩之阔，它们展现出何样的景观风貌呢？首先，这些大地产资源充裕，不缺劳力、耕牛、一般牲畜、种子。在一个大地主的庄园上，除了像糯小米、普通小米、稻子和麦子，还栽种数十种其他作物，包括亚麻籽、葱、蒜、苜蓿、萝卜、各种甜瓜、倭瓜、芹菜、葵菜、豆、水蓼、芥末等。树木包括竹子、漆树、桐树、梓树、松树等。[29]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高度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除了庄稼，还栽种种类繁多的蔬菜、水果、观赏树木。 大地主可以实验新的耕作方法，例如赵过的代田法和氾胜之的区田法；他们也能够使用像水磨那样的新机械。大庄园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数百，肥田沃土连绵阡陌，奴仆成千上万，货物车运船拉，运往全国各地。他堆满的货栈遍及全城，巨大的房屋装不下珠宝财富，山谷中放牧不下他的马、牛、羊、猪。[30]
以上的段落引自当时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豪门大族不仅务农， 而且经商，并拥有成群结队的牲畜，数量之多，以致山谷中放牧不下。如果说的是欧洲，我们可能应设想一个豪华的乡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宫殿坐落在园林环绕的景观之中，周围环绕着农庄和务农的村落。但是这幅图景不适用于中国。以上所说的乡村宅邸可能阔大而兴旺，但是一般来说在建筑上却朴实无华。家族中胸少文墨，却野心勃勃的成员住在那里经营产业。那些饱读诗书，出相入仕的成员们则成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城中住宅可能雄伟壮观。还记得为了摧毁各地封建势力，秦始皇命令权贵们将府邸迁到京城中吗？汉朝延续了这个政策；不过只是豪门大族的家主们必须搬到京城之中，处于王朝的监视之下。京城毕竟是功名利禄发源之地，凡有雄心者都趋之若鹜。在城市府邸中饱读诗书的有钱士绅们可以悠闲地吟诗作画，但他们更常选择入朝做官，跻身于回报丰厚却危机四伏的政治角逐。如果不幸失去朝廷欢心，这位官员可以乞假还乡，不失体面地过着道家文人的日子。同样，当内乱发生，儒家官宦自然而然向往乡村中的道家风景。就此而言，仲长统（公元180 年—220 年）的白日梦并非绝无仅有：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林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31]



八　佛教对景观的贡献
大分裂时期也是文化创新的时代。内部纷争和五胡乱华震撼了儒学思想体系和帝国官僚机制。这个时期*重要的创新是佛教，佛教对华夏文化和景观的影响源远流长。中国*早的记载说佛教僧众团体在长江入海口附近，时间是公元65年。*早关于佛寺和佛楼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190年。这片建筑包括一座两层的佛塔，上面立着的塔刹有9层青铜相轮，屋顶覆盖的长廊可以容纳3000人。[39] 在公元3世纪时佛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广得人心，在战乱割据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到4世纪初叶，西晋王朝的大城洛阳以拥有42座佛塔寺庙为荣。在突厥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下（386年—535年），佛教僧侣的数量在中国北方达到200万人。在中国南方，佛教传播可根据寺庙的增长略见一斑，以下是在迅速更迭的各朝各代寺庙的数目。[40]
朝代 寺庙数目
东晋 （317—420） 1768
刘宋 （420—479） 1913
齐 （479—502） 2015
梁 （502—557） 2846
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表明，一种新的外来宗教成功地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儒道传统之上。这一文化创新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华
夏景观增添了新鲜要素呢？数量可以说明程度。在中国南方梁朝的统治之下，总共2846 座寺庙中住着82700 名出家人。在北魏帝国，大约500 座庙宇散布在京城洛阳的城里城外，庙产达可利用土地的三分之二。[41]
佛教成为朝廷认可的宗教，佛教屋宇殿堂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修起了围墙，建造了高大的门庭，辟出庭院 ，造起游廊和巨大的殿堂。到唐朝时（公元618 年—907 年），尤其是那些位于京城长安的一些寺庙宏伟巨大，修饰奢华。比如位于长安东门的章敬寺有庭院48 重，房屋4130 余间。于656 年完工的西明寺虽然只有10 个庭院， 4000 余个房间，却更加壮阔。“在寺庙之外，树林环绕为界，地上溪流纵横。在寺庙之内，亭台殿堂高耸入云，大柱上贴着耀人眼目的金箔。”[42]
唐代时，诸如寺庙、寄舍，或是一般修行之所这类佛教设施点缀着城外的景观。这些地方不仅常为游方和尚们提供膳宿，而且为旅行的官吏、军事统领和商人们服务。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宗教性的寄宿之地每隔5 至16 公里就有一处。其中有些十分宽大，因为有个寄舍为100 多旅人提供膳宿。一些奢华的寺庙坐落在山中或是山脚下广阔的寺庙地产中，庙产包括森林、灌木覆盖的丘陵坡地、草原、耕地。这些地方可被视为平安美丽之所，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以宗教狂热、世俗财富和寺庙奴隶的汗水为基础。
我们的问题是，在何等程度上这些佛教设施在建筑上与众不同， 使我们可以谈论华夏景观中的佛教要素呢？我们的答案是，起初佛教寺庙几乎同所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建筑相差无几。正如前文提及， 对东汉时一个江苏寺院的描述提到一个独特的两层佛塔。其新颖之处是楼顶上的塔刹，装饰着一层层象征性的相轮。在佛教传播的后来阶段，寺庙越来越雄伟壮阔，其中*大的在规模上可以同朝廷的宫阙争奇斗胜。它们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几乎一切特色。不过一个
重要的例外是佛塔，这是一种多层建筑。洛阳市中心的永宁寺自公元516年开始兴建，“这是一座木结构的9层佛塔，高270米，塔顶的塔刹高30米。在京城方圆100里内清晰可见”。这段叙述可能有所夸张。塔大约实际只高出寺庙地面90或120米，但是其高度肯定足以引人注目。[43]
直至19世纪后期，当欧洲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沿海省份之前，佛塔是华夏景观中*与众不同的外国建筑。佛教虽然由印度传入，佛塔的建筑渊源却不太清楚。除了塔刹和上面的华盖装饰，中国木塔同印度石头修建的萃堵波并无相似之处。就其建筑要素来说，4世纪时的3层木塔似乎更像汉代的瞭望楼（台），如果再向古代回溯，似乎像周朝封建天子们用于取乐或狩猎的楼台。[44] 在另一方面，有记载说中国佛教采用塔为祭拜建筑是因为受到印度贵霜帝国（Kushan）佛教建筑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经塔里木盆地沙漠绿洲城市传至中原。[45] 木材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但是早在公元6世纪，有些佛塔几乎成了实心砖柱。就其外观，就其使用砖石，尤其是就其装饰细节来说，这些佛塔反映出强烈的印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