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　　我自2002年在北大中文系开始读博士以来，即有意识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十多年来我的研究方向与重点做过一些调整，现在的问题意识愈益清晰，那就是以“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个思维架构中，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构成了研究的两翼。文学批评侧重于对*新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做出观察与思考，试图探究中国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而文学史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可以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观察当前的文学现象，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对于我来说，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文学批评可以让我对当前文学的变化保持敏感，并不断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而文学史研究则让我具有一种清晰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可以在大的历史演变中去思考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这里，我想主要谈一谈我的“问题意识”的形成。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在时代的变化中提出新的命题，参与到时代的思想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现在看来，我们师长一辈的学者，都是以这样的姿态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研究。无论是“论20世纪中国文学”，还是“重写文学史”，无论是“在新的崛起面前”，还是“一体化”与“多元化”，他们所讨论的既是文学问题，也是一个时代*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命题，他们都是针对当时文学环境中*为突出的时代问题，做出自己的分析与思考，并引导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范式的整体转变。他们提出并介入一个时代的精神命题，将自己的研究与时代的变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文艺与社会思潮的转变，这样的研究方式无疑是一种有机的、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学术。以此反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研究，伴随着学院体制的建立并逐渐严格化，更多学者的研究只是学院内部的自我循环，他们丧失了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也丧失了来自生命体验与时代经验的问题意识，所以很多人的研究便成了“无的放矢”，*后只是为稻粱谋的一个饭碗而已。与此同时，中国与中国文学却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之中，新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不断涌现。置身于这样剧烈变化的时代，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无动于衷，可以说是并不称职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师长一辈学者的著作都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我们只有将他们的讨论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将他们的著作“相对化”与“问题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历史价值，也才能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主要在于，“文革”结束之后，左翼文学的“一体化”及其纯粹化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伤害，那个时代的核心命题，就在于如何面对和修复这一伤害，为中国文学开辟新的道路与可能性。“论20世纪中国文学”摆脱了此前阶级斗争的理论视野，以历史主义的角度将中国文学视为一个“主体”，梳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传统，并将之与新时期的文学连接起来，同时则将左翼文学边缘化了。“重写文学史”所针对的也是左翼文学极端化的史观，所谓重写也就是在左翼文学史观之外的重写，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在新的崛起面前”，则召唤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与新的美学原则，以之来摆脱左翼文学激进化之后的僵化书写模式。而“一体化”与“多元化”这一文学史研究框架的提出，既是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发展轨迹的描述，而其中所暗含的价值判断，也包含了对左翼文学“一体化”的批评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多元化”的肯定。在我们今天看来，上述论述都是有效的，它们都对“文革”的创伤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论述的有效性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特定语境范围之内的，当它们暗含的批评对象在社会文化领域不再占据主流时，其问题意识的针对性便削弱了。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学习师长一辈著作中的思维框架与具体结论，而是把握他们与时代所构成的关系——面对一个时代的转折与变化，他们提出*核心的思想命题，并通过介入、讨论与争鸣，引导或影响文艺与社会思潮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