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平装)

　　如果游客多花一些时间研究剑桥的历史，就会发现，学院初设时，事实上无异于托钵修道会。有时学生穷到必须上街乞讨食物。但后来学生也一度非常富有，连当他们家教的特别研究员都因此很有钱。方帽长袍是今日学界的制服，但事实上代表的是现代改革，希望恢复古代修道会时的风格，因为其间学生曾蓄须、带长剑、穿军服，不一而足。剑桥也不是始终如此保守。它的现址是怀抱远见和雄心的人所创设的，其中包括亨利六世。工程的执行本身就是动人的故事。亨利六世在15世纪下令整修国王学院的用地时，无数房屋被拆除，干道要重新定位，通到剑河的路要重新规划，让商人可以在新指定的地点装货卸货。年轻有为的创办人主持破土大典后才八年，国王学院礼拜堂就已完工，目前仍然是栋崇高的建筑，发挥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还无法加以取代。后代的学者必须接受早期建筑设计的左右，因为先人宏观的视野难以轻易抹杀。　　我于1972年到1973年卜居剑桥期间，三个学院——克莱尔（Clare）、国王（Kings）及丘吉尔（Churchill）——已经决定让男女同班。这是比乍听之下更具革命性的举动，因为正如李约瑟博士所定义的，学院“基本上来说是宿舍”。在此之前，另外三个学院——葛顿（Girton）、纽翰（Newham）和新堂（New Hall）——已经决定只招收女生（现在仍是）。凯思学院投票决定仍只收男生。但在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期间，院自治会开始有学生代表，是数百年来的空前创举。“我很担心，”院长对我透露改革后的**次院务会议，“他们也许有不当的举止。但后来一切顺利，他们穿戴方帽长袍，相当自制。”这个一度被视为极端分子和左翼分子的人，居然说出这番话。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何种结论?这许多矛盾背后有何逻辑可言?为了概述局势起见，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和美国的大学院校相比，剑桥的自主程度高很多。剑桥历史悠久，因此有权追求大半由自己决定的方向，当然也不能过度强调这种理想状况，因为剑桥本身毕竟仍面临严重的问题，起因于规模的膨胀和财务吃紧。但其不成文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规则在没有修改前一律有效。这种双重性质让剑桥可以务实到极点。过夜的游客将发现，我们在历史书中读过的许多文化因素全保留在此处，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纪律，爱德华时期对阶级的自觉，有时又穿插着费边学社的社会主义路线。时期更早但无伤大雅的是许多中世纪的流风遗绪，马克思主义分子无疑会称之为封建残余，事实上也没错。　　但英国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套严格的外框，反而存在于社群生活的关节纽带之间。保守主义之影响触及社群生活的外表，使其色调更为鲜明活泼。保守主义成为价值观的宝库，推动过渡时期圆满顺利。在这样的气氛下，学者所享有的行动自由相当充分，有时还大于美国的同行。这些规则即使显得随心所欲，但数量却少得出奇，而且通常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大。剑桥的各学院还有一大优势：公共任务大都由大学来执行，各学院就可以发展各自的特色。由于有二十三个学院和更多的科系，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太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稳固控制，因此地方分权得以确保。不过，深思熟虑的观察家却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各学院必须维持一定的古老形式，才不会发生认同危机。　　抱怨无可避免会常出现。如果特别研究员身兼政府或产业的顾问，可能被批评为出售学术地位。如果他们不关心钱的问题，又会被指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整体来说，英国学界设法让他们的研究单位像知识分子的共同辖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美国大学通常比较像工厂，太注重大量生产、规格化和创造可以交换的零件。英国的汉学家人数不及美国，但却没有公然表示关切：学习亚洲语言只是为了亚洲的战略价值、中国历史一定要依有利政府政策的方向去诠释。崔瑞德在剑桥担任中文教授时，他就成为整个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对大学生开讲语言课程，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班学生。即使他自己被公认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专家，但他可以指导清代社会史的论文，甚至民初时期的军阀现象。教授是终身职，即使他的领域只有几名学生，也不必担心地位会岌岌可危。只要大学生能设法通过优等考试，就不必被迫听教授上课。就美国的观点而言，李约瑟博士的例子一定显得非比寻常。他接受的是生化学家的训练，大半辈子却忙着写中国历史的书。事实上，就我所知，还是20世纪单一个人所进行的*庞大工程。而他却从来不曾担任过剑桥的教授，也不曾待过剑桥的东方学系。　　于今回顾，客居剑桥的这一年间，李约瑟的大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事实上其中毫无秘密可言。他的性格部分解释剑桥本身的矛盾：一个具有如此保守背景的大学城，居然可以产生如此多具备原创力的思想家。原因相当简单：学者照理应当加强自己的纪律，而且毫无疑问是属于传统类型的纪律，这样他们才能熟悉*基础的工夫，直到熟透为止，就可以逐渐发展不合常规的作为，借此打破传统，设定自己的标准，展望未来能有所突破。相对于美国汉学家的惯例而言，英国学者有遥遥领先的优势。美国学者虽开口闭口谈学术自由，但在大西洋这一岸的我们却深深觉得，绝对不能尝试前人没试过的事。在英国的制度中，你几乎可以尝试任何事，但不能与传统对立。不过，如果你言之有物，传统是可以修改的。　　在剑桥研究历史的另一项微妙优势是，这个大学城本身就住在历史中。正如柏克（Burke）所说的，“一个由短暂零件组成的永恒实体”，这个大学社群比较愿意考虑时间的纵深。我后来向此地的几位朋友提到，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可以当成一个单位来处理，没有人大吃一惊。李约瑟博士就已做过类似的事。他研究中国科技的各种层面，时间从公元前绵延到*近数百年，并已来回往复推究数次。他自己的二十四史中夹了各种颜色的纸片，是数十年来的钻研成果。　　1972年冬，靠近年底的某一天，我们在剑河散步时，我终于向他建议，为了总结*后一卷的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他或许应该研究主要参考资料。我犹豫了一阵子才提出建议，因为多少有些冒进。到当时为止，我们一直处理次要参考资料，包括相关主题的一些已出版资料，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线索”及建议。想法相当多，但没有一些包含足够的资料，足以证明中国数千年来为何和世界其他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我提到我们应重读二十四史时，他非常高兴。“那是唯一可以找到资料的地方。”他表示同意。　　多年后，我才了解，这个决定影响我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