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文丛先生素描/新地文丛

　　先生素描（一）：扬州师院的先生们　　引子　　打我刚上小学起，就已经开始废除“先生”的称谓了，在我们的脑海里，那已然成为旧社会的隐喻。当然，“先生”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被革命化的“同志”所取代，而狭义的被“老师”所取代，我这里的取义自然是指后者了。“老师”喊了几十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才又作为尊称回到民间，在大学里，一声“先生”，尤其若是对年长的女教师这么称呼，那就会让人平添出许多敬意来。我常想，倘若将一生当中给我授业传道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先生”一一进行素描，恐怕也得写成一本书了，于是便萌生了慢慢写来的念头。　　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如今的扬州大学）读书，那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各有各的风格和气象，回想起来，许多先生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　　扬州师院的门楼在那个时代还是挺大的，那块门匾集的不是时兴的毛体，而是鲁体，少了几分霸气，却多了几分书卷气。门内的建筑显然是50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模仿出来的风格，中文系的小楼也是中苏合璧式的尖屋顶建筑，楼上的教室竟然还是木地板的，这在那个贫困时代里平添了几分奢华，我们的小班课就在这个小楼里上。　　刚到学校，尚未开课，我们就只能往图书馆跑了。那时，对于图书馆的所有工作人员，我们都恭恭敬敬地喊“老师”，因为我们的精神食粮都要从这里领取，一张借书证就是维持生计的“粮本”。　　借书处那个柜台里坐着五个人，二男三女。　　一位略矮而臃肿的老者，走起路来鞋子拖着地面，摩擦出踢踢拓拓的声响，红红的酒糟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形的玳瑁眼镜，镜片里面的眼睛白多黑少，尚有睨斜，间或一轮，也判断不出他的聚焦点在哪里，脸上写满了严肃，看着他的面目，竟然马上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里雨果描写的那个敲钟人卡西莫多。他拿书给你时嘴里总是在嘟嘟囔囔地叽咕着什么，那并不连贯的吴语往往使许多苏北学生难以捉摸其语义，渐渐地，大家也就不太拿他当回事了，然而，在与其多次交往和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顶认真的人。每借出一本书，他都会十分认真尽责地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和内容梗概，甚至做出评价，无疑，这些书籍他都是看过的，我十分讶异他竟是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先生，因此在别人嘲笑他的时候，我却对他产生了崇敬。后来有传闻说他原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师，反右时被定为右派，是发配到此间做了资料员的，一双儿女还在著名大学里任教，闻此，不由得更加肃然起敬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一跨进任何一座图书馆，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个几乎算是邋遢的老头的形象，久久挥之不去，那是我心中*真*善*美的借书先生，总觉得世人亏欠他的太多。我牢牢记住了他的金姓，因为我们背地里喊他“金老头”，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问了吴周文先生，吴先生说名为“慎夫”，曾经当过江阴县的副县长，哦，原来是个县太爷，并非大学教师，心里不免有点小小的失望，但转念一想，他的学养比许多大学教师的水平要高得多呢，毕竟是一个有文化的官员。呜呼！虽然他的父辈给他起了一个好名字，让其金口玉言，谨慎行事，可金先生在1957年的那场大鸣大放运动中却没有管好自己的嘴，一俟“慎夫”成为“率夫”，其命运便不堪也。金先生如果活着，现在应该有90多岁了，不管他在人间还是天堂，我都为他脱帽。　　另一个中年眼镜男人就非常可恶了，瘦高的个子，整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大褂，一脸讨债的账房先生模样，你借一本书就像剜他的心头肉一样，两颗眼珠瞪得如铜铃一般，操着一口通泰方言，喋喋不休地训导着你，直到让你完全失去了借书的快乐为止。他不停地数落着诚惶诚恐的借书人，终于有一天因有书不借而被人揍了一顿，大家看着头缠着白纱布的这位先生，不由得心生快意，有大胆的借书人竟当面拍手称快。殊不知，借书人对发放精神食粮者的态度是很有讲究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这种人伦常识有的人一辈子都参悟不透。此人与那近乎于卡西莫多似的老者相比较，内心世界的善恶乃天壤之别，人们的切齿也就是必然的了。　　几个女的同样不太好说话，在那个毫无服务意识的时代里，掌握借书权力的“先生”和借书人发生冲突是难免的，你指望她们温柔一借，恐怕是需日久生怜的。也许是由于我经常泡图书馆，这种垂怜的运气竟慢慢降临到我的头上了，和她们混熟了，有时也就网开一面，一切从宽处理了，不仅数量可以商量，而且还可以偶尔借到几本“禁书”回宿舍看看。*使我感动的是那一位穿着很朴素的较年轻的高姓资料员，竟然还让我进了特藏书库觅书，这样的优渥待遇，让我激动了许多天，也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已。毕业许多年以后，方才知道她是上海一个著名文史社会政治批评家的儿媳。　　在那些图书封尘禁锢的岁月里，我几乎把师院图书馆里大多数外国文学译着和中国现当代名着都浏览了一遍，这无论如何是得感谢那些古怪而善良的先生们的，即便是那位不友善的先生的侧目相向，如今回想起来，归咎于文化语境使然，也就尽释前嫌，心中释然了。　　上课了，在空无一人寂静的图书馆里，那才是一个读者进入自由王国的思想通道，虽然我还没有那种能力和学养像马克思那样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里自由地思考，但在那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幸运的我却充分地享受了别人难以得到的读书和思考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