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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走向治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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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4322944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4cm
  • 页数:363页
  • 出版时间:2018-12-01
  • 条形码:9787543229440 ; 978-7-5432-2944-0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从1978到2018,改革经历了40年的历程。期间中国人均GDP按照市场汇率计,从当时的50美元增加到了2017年的8600美元。贸易和GDP规模方面,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怎样评价这四十年中的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近几年开展的行政及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将向着一个怎样的政府转变,本书有一个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是从经济学兼具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视角, 对过去四十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 并试图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现代的行政治理体系的改革目标。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怎样评价这四十年中的行政体制改革, 特别是近几年开展的行政及政治体制改革, 以及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将向着一个怎样的政府转变, 对于这些问题本书给出了一个较全面和系统的回答。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是中国整个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本书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献礼。

目录

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大扫描

1.1 导言

1.2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开启

1.3 人民公社终结与乡镇政府设立

1.4 区域农业行政的转型与市管县体制兴起

1.5 计划经济逐步终结与产业部撤销

1.6 各地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

1.7 六次机构改革与大部制

1.8 自贸区与倒逼和复制行政体制改革

1.9 推进法制化政府的建设


2 中国式行政体制与经济发展奇迹

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发展的奇迹

2.2 革命性政府向发展型政府转变

2.3 地方政府竞争

2.4 党的意志与行政贯彻

2.5 商事体制改革与双创兴起


3 行政改革的一些重大方面

3.1 政资分开与国资管理

3.2 政社分开与协会兴起

3.3 政事分开的尝试与难题

3.4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5 公务员制度改革

3.6 经济调节与综合部门演变

3.7 市场规制与行政监管

3.8 放管服配套性改革

3.9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政府


4 渐进行政体制改革积累的问题

4.1 放权与恋权的博弈

4.2 服务与管制的博弈

4.3 监管推诿与职责不清的博弈

4.4 机构膨胀与行政成本仍难控制

4.5 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混沌

4.6 反腐及追责与行政不作为


5 中央与地方事务划分与责权配置

5.1 各级政府事务界定

5.2 以事定支

5.3 固定各自的收入

5.4 公正透明的转移支付

5.5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6 政府层级与机构改革

6.1 纵向管理与派出机制

6.2 事务横向分工与协调管理

6.3 上下事务分工与机构差异化设置

6.4 行政效率与政府层级

6.5 划小省级区域


7 建设一个现代的行政治理体系

7.1 公权力及其程序的公开与透明

7.2 一个开放的政府

7.3 政府引导与社会自组织管理

7.4 高效率和节约行政成本

7.5 行政规范与充满活力的社会

7.6 人民监督下的政府

7.7 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与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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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从中国**位个体工商户到如今令世界瞩目的互联网经济,“浙商精神”是浙江创业者们不变的内驱力。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1979年,浙江有个体工商户8,091户、8,690人。进入80年代后,浙江的民营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许多地市在80年代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抓民营经济发展。2017年,浙江有个体工商户47.14万个,私营企业48.10万个,2017年浙江省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7561亿元,占GDP的60.2%。根据2017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三大榜单中,浙江分别有120家、111家和12家民企进入全国100强,民企进入全国500强,在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中,浙江民营企业占有23席上榜;2017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额为2325亿元;浙江个体工商户吸纳就业人数(按照工商登记口径)为92.41万人,私营企业吸纳就业人数312.25万人。2017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入围门槛达到124亿元,年度销售总额(营业收入)、企业净资产、净利润等指标,分别增长16.77%、5.88%、13.62%。民营百强销售总额达到36992.29亿元,比2016年的31678.58亿元增长16.77%。2017年销售额突破千亿元的浙企从2016年的4家增加到8家,这8家企业在2017年共创造了11558.73亿元的营收,占据百强民企总营收的31.25%。 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首先,各级政府部门勇于解放思想,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这实际上是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其次,地方政府真抓产权制度改革,提倡自然人控股,提升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这就鼓励和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精神。再次,政府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管理理念,体现了政府的管理创新。*后,地方政府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总结和弘扬民众的创业精神并加以引导。 江苏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属于经济发达省份。就经济总量而言,2017年全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900亿元,多年来全国排名第二。2017年的人均生产总值95,394元、名列全国各省、自治区**,仅次于天津、上海、北京。江苏发展的特点是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计划经济中顽强发展的社队企业,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江苏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不断发展的乡镇企业已是“五分天下有其四”,工业经济总量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1979年到1990年,江苏乡镇工业总产值由74亿元增加到1,170亿元;企业数量由54,500个增加到10万个。企业人数由263万增加到587万。乡镇企业为江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毋庸讳言,江苏的乡镇企业具有浓厚的政府背景。这主要是由于,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企业还需要来自政府的政治保护,另外,企业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包括土地批租在内的实际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形成的机制优势日渐丧失,江苏又大力推动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乡镇企业改革,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内生增长动力,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加速发展。2017年,全省私营企业总数达254.7万户,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江苏发展模式可以表述为:实行农村工业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在理论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有两条途径:一是只发展城市工业,农村衰败;二是发展农村工业,城市工业和农业共同繁荣。苏南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率先大办农村工业。中国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83年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这种模式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首先振兴了农村小城镇。现在,苏南许多城市已经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占多数的“移民城市”。苏南模式开创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实质,是城乡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苏南模式”与“苏南模式”创新的实质,是城乡协调发展,是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日益增长的农村非农产业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逐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主体。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城乡之间加强了资本、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城乡之间的经济横向联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江苏的外向经济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强劲动力。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多年保持全国**。 山东与浙江、江苏一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山东无论在资源丰裕度、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人力资源价格、工业成本、以及重工业化等方面皆具有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开始,山东连续24年保持中国经济大省第三名的位置。2017年实现生产总值72,678亿元,实现进出口总值2,343亿美元,其中出口1,371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3,016元和15,970元。2008年至2017年,山东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快于全国水平。 山东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发展以众多大型企业集团为支撑。山东省的大型企业较为著名的有:海尔集团、浪潮集团、新汶矿业集团、济南山水集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等,如200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一千九百四十八户大型工业企业中,山东省占二百六十三户,比上年增加八十一户,保持**位。山东省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2017该省营业收入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工业企业达36户,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达95户。山东魏桥、山东能源、海尔、山东能源、信发、兖矿、山东电力、山东钢铁、海信、南山等十家企业集团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山东魏桥、山东能源和海尔全年营业收入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 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不能给当地群众带来立竿见影的丰厚收入,给人的印象似乎活力不足,地方税收也有所欠缺,但它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其一,发展工业是地区经济提升的必然途径。没有工业作基础的第三产业可能会换来短期的表面繁荣,但不能从根本上带动本地经济发生质的变化。其二,大企业集团虽然不能使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内有很大提高,但长远看来,它对群众的致富是有利的。其三,大企业集团虽然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相对有限,但这种模式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今后,山东省的发展模式,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就业机会等方面看,也需要向发展大型企业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结合的模式调整。 从以上几种发展模式的比较来看,广东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外资金的投入和拉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资金注入规模大,有外销市场,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可以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就业,缺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外商赚去,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浙江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地资金积累的内源发展,为民间推动为主,优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留在国内,城乡居民比较富裕,中等收入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人口较少,在国际市场不景气时,国内市场上回旋的余地较大,需要改进的是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换代,管理和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等等,要进行创新;江苏经济发展开始主要取决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政府推动的色彩较为明显,并且招商引资也是其主要的推动力,优点是很快得到和吸收国外的应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国外市场销售通道,缺点是集体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明晰产权,进行改革,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外商分配,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较大,但得到的国民收入可能相对较少;而山东的发展则得益于国有和集体大型企业的发展和推动,后来其进行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发展方式上大企业集团为主力的特点较为明显,政府主导的色彩也较为明显,优点是有规模经济效益,形成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可能较快,缺点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较少,导致中等收入人口相对浙江较少,政府财政实力强,而城乡居民收入可能相对增长速度低。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差异化发展,使民间力量、外资力量和政府主导推动的力量,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

作者简介

周天勇,男,1958年生,籍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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