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文库大学之光:行走在云南深处的西南联大

　　《大学之光：行走在云南深处的西南联大》：　　无论从世界东西方的角度，还是中国南与北的位置来看，长沙临时大学选择了向“彩云之南”转移，就暗示或预示着这种选择的现实性与浪漫性，但却被历史证明是“英明之举”。　　在我的想象中，那些选择了云南的师生们，一定会顾名思义，紧紧抓住这个“无比诗意的名字”而展开联想，他们遐思无限，浮想联翩，一切都因为云南的偏远而似乎与世隔绝，也因云南的“与世隔绝”而显得缥缈神奇，令人神往。　　也许，云南在历史上能闻名天下，就是这种独特的“云”在其中发挥了无比的作用。我们从史书上知道，当其他省市的人用山河之方位或民族之别称来作为自己的省名、市名的时候，云南却因出现在天空的这种看得见的“云”而得名。《滇略》上说“汉武时，彩云见白崖，县在其南。故名云南”。《云南通志》也说“元狩间，彩云见南中，云南名始此”。　　回到现实，彩云依然在缓慢地飘动着，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这座城邦的儿孙们、栖息者们，正在昆明翠湖、大观楼、西山、南屏街、文化巷、尚义街、钱局街、潘家湾……带着他们特定时代的特征、隐私或秘密，津津有味地散步、烤太阳、吃茶、恋爱、小吃、做梦……他们把自己的“思想”长时间地停滞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物品、每一个细节上，所以他们能不焦不躁地对待一切，每一天都显得很质朴、很天真、很静默、很平常、很缓慢、很慵懒，但他们的生命却因此饱满起来。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他们的真正的表情、姿态、脾性、风格、观念和智慧，人们身上那些焦躁不安的东西也会被他们有力的“历史”冲走一些。我想，在相对闭塞的环境里，昆明人比外省人更自恋，也更自信，他们心中一定时常涌起对云南更赤忱更深厚的爱。　　日本侵华战争的到来，云南的幻想气质和“与世隔绝”的特性，就让它成为战乱中一个罕见东方宁静古城，也成了中国南方“世外桃源”一样的抗战中的“大后方”。　　只要翻阅中南半岛地图就可发现，由于云南所处的特殊位置，虽然偏居中国西南，但在地缘上是西方与东方的“*后”一个接触点，也是东方与西方“*早”的一个碰撞点。在这个点上的昆明城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交通枢纽，是许多条古驿道和茶马古道的交汇口，向东可通向贵阳和南宁，向北可通向成都和重庆，向南可抵达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向西可到达缅甸、印度等国。可以说，云南是通往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西便门”。　　历史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不仅具有无穷的力量，也会创造无穷的机缘。在长沙临时大学选择昆明的28年前，历史就为昆明这座古老的城池“无奈”地画了一条线——滇越铁路。那时，随着这条中国早期国际铁路的开通，从云南昆明到越南海防的入海口，恍然于1910年3月打通了。从此闭塞的云南开始面向世界，从此云南的许多村寨和城镇都发生了种种魔变，那些原先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事物，猝然而至，让人惊讶、慌张、狂喜、气愤、哭泣，不知如何是好?昆明也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一座悠闲无比的边地古城，骤然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可以说，这个城市几乎是被一种近乎侵略的外来文明和野蛮力量，猛然推向云南早期工业文明的前沿。　　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人要到中原内地从此不再往东北方向走“五尺道”、翻越天险般的乌蒙山，而向南乘火车沿“滇越铁路，，经河口出国，到越南海防经香港到上海后，再改乘京沪铁路火车到北京，全部行程只需11天。　　在滇越铁路没开通之前，昆明未免显得封闭、陈腐、压抑、老气横秋，又自以为是。当南边的这道“西便门”被打开之后，来自外部的种种力量，一路呼啸北上，迅速改变着这座古老的高原城邦的一切。*明显的变化是昆明迎来了各种商机，居民由此增多了，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一批与商业的繁荣相关联的钱庄、牙行、会馆和戏院也不断出现了。在整个昆明市场上“欧美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沓来，炫耀夺目，陈列于市”。中外客商争先恐后地涌进昆明，开商号，设货栈，可谓“异域货物，充斥阛阓”。昆明的城市面貌也在随之“魔变”，新型建筑材料如红毛泥（水泥）、玻璃和钢筋的从铁路上大量涌进，让许多昆明人家“风气大开，屋宇多取西式”。在塘子巷、巡津街、金碧路、正义路、华山西路一带，出现了许多法式建筑或中西合璧的洋房，形成了几条以西式建筑为主的新街道。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崇洋”和“时尚”起来，汽车、自行车、人力车逐渐取代了马车和轿子。有些人出入于西式餐厅和咖啡馆，“有些富有者甚至衣必革履呢羽（呢羽，泛指毛织品与丝织品，清中叶以后多指自国外输入者）西服，吃必西餐洋酒，住必西式洋楼，用必舶来品，以显其富贵和新派”。当时德国《西门子》杂志也利用他们国家“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来评论昆明，说“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个远离世界潮流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近代化”的高原地区，在中国其他省市还依然保持和迷恋着自己的“速度”时，滇南各地却神奇般地接受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生事物”。　　这一切，也许就是长沙临时大学选择昆明的“现实性”，那些学贯中西的教授们，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世界里”，等待他们的是各种不熟悉的“新生活”和“新知识”，这将让他们获得更深刻的感悟和更深厚的学术领地。当然，也有他们所熟悉的一面，那就是“西风东进”之“风”，在这里也可沐浴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