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西南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研究论文集

　　明清时期突出地表现出：当国家主导的外源性开发尊重当地民族社会主体利益和社会文化传统时，当地民族社会会获得较好的发展，如黔东南和黔中地区的民族社会；当此力量过于强大，遮蔽了当地民族社会主体利益和忽视其社会文化传统时，过度开发便会带来生态灾难和社会文化的坍塌，如黔西北彝族社会；当国家主导开发力量基本外在于较封闭的民族聚居区域时，那里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则缓慢而趋于停滞，如黔西南册亨和贞丰县南部的布依族社会；虽然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曾有一定的开放度，但缺乏国家力量主导的直接开发与能量输入，仅凭自然社会历史过程的变迁，传统民族社会难以获得跃迁式的快速发展，如黔东北的土家族社会。这些历史事实，恰如“历史实验室”，一方面告诉我们今天贵州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根源和机理；另一方面也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总之，贵州民族关系的形成和民族发展，既是自然历史的产物，更是国家力量深入其中，参与其建构的实践性历史过程的产物。，其以经验事实表征的“客观历史”，可聚焦到中华帝国“建构贵州”的“动力”这一制导性操作中。明清王朝在“贵州”先设屯堡为军事本土化的物质基础，自外引进大批汉族移民为“开发”力量，在内以沿主驿道的“改土归流”政治举措为先导，从而，以军事一组织移民一“改土归流”三力并举的国家行为，主导了日后贵州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的形成。这一格局在体制上表现为屯田制主导的汉多夷少社会基础结构；平面垦殖的农耕产业结构；城乡与民族分布同构的二元结构；卫学体系占主导的教育结构和民间宗教为基底的实用宗教体系。由此形成内洽性的“人文区域”。　　从“主观历史”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文明”推进路线及多元文化的互动有一个时空的行进图，即以“通道”为中心轴线的层序性递播及勾连。在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道统核心观念是以“国族”的意向和“民族一国家”的想象来确定边缘与现实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