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旗下八十年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

我的家乡在山西五台县东冶镇槐荫村。1920年7月19日，我出生在这里。 五台县位于山西东北部，地形多为山区，土地很贫瘠。1919年，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在山西整理村范，为强化统治，把五台县划分为6个区，东冶镇为第四区，又称下五台。和其他5个区相比，第四区海拔较低，相对富庶一些。滹沱河、小银河从这里蜿蜒而过，气候温和，土壤较肥沃，水利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1937年全县人口为18万，第四区就有6万。虽然它只占全县面积约1/10，但人口已占到全县的1/3。 我的出生地槐荫村当时归第四区管辖。提及家乡，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感情。在晋东北，槐荫村算得上一个有特点的大村子。它的一大特点是地少人多，这使得村里许多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或打工，或当兵，或做买卖，或当教员，真正在家种地的农民约占半数。这个地方的小商品经济发展较早，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加上与佛教圣地五台山很近，租种寺院土地和到寺院帮工、做小买卖者也不少。人们的思想也相对开放些。清朝末年，政府选拔一些青年到外国留学，槐荫村的赵三成、赵子礽、赵涵溪三人入选，到日本留学，其中有两人分别是我的堂叔和堂兄。留学期间，他们加入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进行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斗争。五四时期，这里的反封建活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办女校，搬神像，把庙宇改成学堂。大革命期间，本村知识分子中陆续有人在外参加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先进分子的抗日活动是比较活跃的。 抗战前夕，槐荫村已有600户人家，3000口人，约80%的村民姓赵。我本姓赵，原名叫赵子斌，“李力安”这个名字是参加革命后改的。据槐荫村的赵氏宗谱记载，我的先祖名叫赵伯英，为山西保德州人氏，后迁徙朔州。明朝洪武年间（1380年左右），明太祖朱元璋为发展生产，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在全国实行大移民，赵伯英于是偕妻子索氏从朔州马邑迁居到槐荫。赵伯英以农事起家，很快就在村里立稳了脚跟。他和4个儿子勤劳耕作，买房置地，家境变得殷实起来。先祖的墓、碑至今还在。算起来，我是赵伯英的第20代后人。 小时候，老人们常向我讲述家族的种种往事。大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赵家先辈第15代赵正魁在河北省阜平县做小买卖、经商，逐渐富裕起来，到我曾祖父、祖父一代达到鼎盛期。祖父弟兄7人，分家时每人分得一座院子，一辆马拉车，这是相当丰厚的家产了。到19世纪后期，国家、社会发生动荡和变化，赵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祖父7兄弟共有24个儿子、17个女儿），家族出现分化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的父亲赵秀龙出生于1877年，到他这一代时家里已经没落。父亲4岁时，祖母去世。祖母一共生了4个儿子、1个女儿。以后，继祖母又生了4个儿子、3个女儿。家里人口太多，照顾不过来，父亲出生后不久便被抱到奶妈家抚养，到五六岁才回来。小时候，继母对父亲不好。父亲自10岁起就给全家人做饭。村里的老人讲，父亲个子小，上不去锅台，常常要踩着个小板凳才能够得着。父亲只念过三年私塾，十三四岁时，我伯父让他到五台城杂货铺里当了小伙计，给掌柜提茶壶、倒夜壶、抱孩子，当佣人使唤。我父亲从小就干伺候人的活儿，心细勤快，加上人又老实，周围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一家铺子垮了，另一家铺子就要他去，他曾在好几家铺子干过。1927年前后，他所服务的那个铺子又垮了，正值我祖父和一位姑母先后患重病，他就回来服侍了他们一年多。此后我父亲又外出谋生。我的舅父在阎锡山的宪兵三营任营长，看到我父亲失业，家庭生活困难，就让我父亲去他儿那当军需，月薪30元。1929年，父亲去了该宪兵营驻地张家口，但不久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我舅父也跟着上了前线，二人未能见到面，所以只在留守处干点儿杂活。不久，阎、冯兵败，阎锡山下野，他的军队被编迁、解散，我父亲又回到村里。槐荫村有个农工钱庄（有点儿像信用合作社），要他到那里工作，后来他当过三掌柜，月薪7元。我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就靠父亲的工资养活全家5口人。我的母亲名叫张季莲，是一个农家女，没上过一天学，一辈子都在贫苦的家里操持家务。她的善良和勤勉，为家族、邻居称道，我永远不能忘怀。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是非常贫困的，甚至是悲苦的。父亲很早就离家当店员，勤勤恳恳地干到50岁。从我4岁到15岁，全家人一直租住在本族的祠堂里。1934年冬，大我3岁的姐姐病故，年仅17岁。第二年春，小我3岁的妹妹患肺炎，也夭折了，只活了11岁。接踵而至的灾难，给父母的打击太大了。祠堂成了全家的伤心地，难以再居住下去。以后，年迈的双亲向其亲侄子租了两间房子，房租一年10块钱，一家3口人就这么相依为命。小时候家里穷，母亲省吃俭用，尽量把好吃的留给我，她自己常常吃糠和麸子，就着干辣椒下饭，弄得嘴角起泡，流鼻血。我年纪小，不明白操持家务的艰难，还问母亲：为什么老吃辣椒呀？母亲只对我笑笑，什么也没说。以后我参加了革命，经历过抗战*艰难的时期，我和同志们常以粗粮果腹。粗粮又苦又涩，没有下饭的菜，只能就着辣椒往下咽。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母亲的舐犊之情。 我的家庭和家族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前面说到，我的家族是个大家族，祖父兄弟7人，生了41个子女。随着家族的贫富分化，每个人的际遇也就各不相同。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亲属中读书人是少数，多数人经商当店员。还有些公子哥儿，整天游手好闲，躺在床上抽大烟，我能点上名字的就有20多个。我的祖父有12个子女，我父亲排行第四，有3个哥哥、4个弟弟和4个妹妹。我父亲一辈子是个穷店员，我的2个伯父当了私塾教员。五叔残疾，每天挎着个篮子，沿街乞讨。七叔是个赌徒，三伯、六叔和八叔早已死亡，我从未见过。几个姑姑都早出嫁了。 到我这一代，亲叔伯兄弟10人，我排行第九。我大伯有个儿子，比我大30多岁，原来和我父亲都在五台县城当店员，生活也很窘迫。我这个叔伯哥后来跟表兄到晋东南承包了个税务所，赚了不少钱，买了房，置了地。当时人们传说他赚了12万5000块钱，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十二万五”。他发财后，像是换了一个人。他觉得他那残疾的亲叔叔在外边讨饭给他丢了面子，就颐指气使地对我五叔说：我给你粮食，你不要讨饭了。五叔一家4口人，他一年只给500斤小米，我的五婶还要给他家洗衣服，做杂活。但是，500斤小米怎么能够让一家人吃饱呢？五叔还得偷偷地到远一点儿的村子去乞讨，天黑后才敢回家。看到这些情景，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这个叔伯哥发财后，游手好闲，抽上了大烟，但凡身体不舒服了，就叫我父亲去伺候他。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父亲白天在钱庄上班，晚上就住到侄子家里看护他。有一天晚上，我跟着父亲住在他家，恰巧在半夜他犯了病。我父亲说要去请医生，他说：你不能离开我。那怎么办呢？父亲走不开，他们就派了我的差。我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不敢一个人外出，想要他的儿子做个伴，他的儿子大我两岁，在同一家小学读书。但他说他的儿子要睡觉，不要叫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深更半夜外出找大夫的情景。我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伤心得不行。以后，我的姐妹先后病逝，全家从祠堂搬出来，租了他的空房子住。每年10块钱的房租，一分钱也不能少，还有其他苛刻条件。